梁頌昕的機場行李事件，政府最終還是沒有給出一個讓市民滿意的答案。梁振英強詞奪理地指事件並不是他的責任，是可以預見的，無論是特首還是特首辦的說話，已經無法再被納入合理言論的範疇。只是，接連兩封分別由民航處及機管局發出的聲明，證明了無論是正式還是半官方的公務員體制，都已經再無法在特首的壓力下保持其專業精神以及中立地位。
在一般的民主制國家，除了內閣成員外，政府官員應該保持中立，因為其不獨服務於單一的政黨。隨著總統選舉而來的政黨輪替，不能夠影響政府運作的連續性及穩定性，這就代表了大部份的政府官員應該留任，而明顯的政治立場只會阻礙其服務在社會發展的方向上處於對立面的政黨。
縱然香港從來未有過完全的民主體制，卻有同樣的政制傳統。香港的代議政制的全面推行始自1982年的區議會選舉，以及次年的市政局選舉，這兩次選舉代表的是香港人第一次擁有普遍的投票權，亦標誌著政黨政治的開始。隨著各個政黨代表人物的當選並進入區議會，立法局，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各種不同的政治立場隨即有了一個官方的平台進行激烈的碰撞。港督，代表著行政體制的頂層，當然會在這些社會政策的討論上有著既定立場，但政府架構中的其他部份，特別是負責執行政策的部份，卻不應因其政治立場而影響日常工作，否則立法局或區議會的決定便難以被妥善執行。而對於政策相對模糊的部份，以國際公認的標準或是過往的慣例處理，更是公務員專業精神的所在。
事實上，在一個執政黨由人民投票選舉出來的國家，公務員有極大的誘因去跟從這種政治中立的思想。每隔四到五年，人民對經濟發展或社會狀況的不滿都可能會觸發新一次政黨輪替，在政府架構下熱烈地揮舞某一政黨的鮮明旗幟，代表的是數年後即需另覓工作，而對於一般人來說，這並不是一個理想的選項。香港其實在上世紀末還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當年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由民選的議員擔任領導階層，卻不像區議會般只是諮詢組織，而是擁有著行政實權，負責區內公共衛生及文娛康樂的行政架構。
與區議會一樣，市政局的民主成分由八十年代起開始大幅擴大，理論上這是最理所當然的本土政治人材的搖籃，而且比起立法會，更可名正言順的汲取管治經驗。事實上，千禧年以前的市政局議員，大部份被視為當時兩大政黨，民主黨及民建聯的第二梯隊。可惜，民建聯寧願玉石俱焚也要附和董健華為行政架構剷除民主成分的想法，成為了本港民主收緊的第一步。
既沒有政黨輪替，也逐漸缺乏權力制衡以及有效監察，公務員往後所受到的就只是單一方向，來自特首直接任命的司長局長，與及問責制擴大後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壓力。今次的事件可以看出，理應保持中立的官方及半官方架構裏的公職人員已經無法再單單依據專業精神作出決定。如果這樣的一件理據清晰的小事也會受到來自特首壓力的影響，我們就再也沒辦法在其他影響香港前途，以及充滿灰色地帶的關鍵決定上對公務員制度投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