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這種形象不啻是紮根於一般人心裏，即使是領取福利的群體本身，往往也羞於承認自己作為綜援戶的身份。就以扶貧委員會於2015年12月所發表的退休保障諮詢文件為例，裏面就提到於2014年有廿九萬活在貧窮線以下的老人，而有近一半「報稱沒有經濟需要」(2)。對於這些自稱沒有經濟需要人士，政府立刻就作出結論指其為高資產低收入的老人，但到底高資產的有多少，足以應付整個退休生活的開支的又有多少，還是他們只是因為不願成為「社會的負累」而選擇不去領取任何援助？對於這批人來說，自力更生的生活比成為懶人來得好，況且那一點點的社會資助，根本就不值得犠牲自我的尊嚴予以交換，與其被稱為社會上的寄生蟲，不如過著艱苦的老年生活在心理上來得自在。
事實上，社會對領取政府資助人士的角色定型正變得越來越僵化。曾幾何時，由公屋出身再透過學業成績與工作表現成為社會中上層人士是人皆稱頌的成功例子，但今天即使是於小學裏同學之間已經會比較住處，假期後亦爭相炫耀到了歐洲的哪個國家旅行，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需要依靠政府而活是一種羞恥。可以說，香港一直是以增加領取綜援在心理上的代價，以壓抑可能膨脹的政府支出。
所以，全民退保的重要性並不只在於還富於民，而是作為重建有尊嚴的老人生活的一個步驟。怎樣讓人有尊嚴地過活是一個已發展社會應仔細探討的問題，Michael Moore 最新的一套紀錄片《美豬出城》就介紹了挪威的一個模範監獄，並將其與美國一般單身人士的生活媲美。每個囚犯有著獨立的睡房，擺放著自己的藏書和電視，且房門亦可自行開關，和一般監獄大相逕庭。這種制度建立於大部份囚犯都只是一時犯錯而可以改過的信念，而如果要幫助其改過自身，理所當然地先要處於平等的位置上並互相尊重。而同樣的人口老化問題，日本除了有著較為完善的護老制度之外，亦嘗試在周邊配套上照顧著老年人的需要。位於
此之所以，今年施政報告中宣佈取消俗稱為"衰仔紙"的沒有提供經濟援助的聲明，可說是香港綜援制度的一大進步。當不需要承認自己有一個"衰仔"而依舊可以申請政府援助的時候，代表著物質生活與長者尊嚴之間再沒有非此即彼的衝突。對年輕一輩來說，他們不再需要公開承認自己無法好好照顧父母；而長者方面，則避免了被人以為其養育的子女不盡孝道。以金錢為衡量付出心力的惟一標準本來就是一種扭曲了的價值觀，而這種價值觀不單存在於子女對長者的照顧上，婦女在擔當家庭崗位時也經常被歸類為沒有價值的活動，只有在免除了社會的標簽之後，我們才有機會切切實實地探討怎樣分別滿足老人在經濟及社會地位上不同的需求。
由上面的觀念繼續延伸的話，就會發現全民退保只是在香港的安老服務嚴重不足時的一種妥協。長者的需要從來都不只限於金錢，在社交、康樂、文化、保健等各方面，老年人和其他所有市民一樣都期望有著平衡的生活模式。全民退保所能夠達成的只是增加在金錢上的援助，以及開展消除社會價值定型的第一步。想像一下，如果整個社會都對著老年人有著基本的尊重，今天又何須為要求全民退保或是一些基本的安老服務而大聲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