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策研究及倡議業務總監黃健偉先生
自退休保障諮詢推出以來，在公眾層面的討論中，筆者觀察到「權利」這個觀念一直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位置。從意識形態層面看，支持全民退保的民間團體，自然不斷論證退休保障是一種權利，應全民受惠；反對者則覺得「福利」和「權利」是兩回事，對權利一說有很大的保留。然而，無論是前者和後者，在公眾討論中，皆不見他們以「權利」這個觀念作為討論的重點。「權利」看似是論據，但在現今的政治論述裡，愈來愈像是一個乏力的權宜。
據筆者的非正式觀察，「權利」一詞在香港的政治語境內，並沒有多大的含金量，近年她僅餘的力量似乎也在下降中。在政府的眼中，「權利」一詞尤如粗言穢語，任何人或團體引用「權利」觀念作為論據，都會被看作為一種主觀的偏好。事實上，「權利」之說，從來都是一種價值法則（Nominative Rule），她的確涉及一種偏好，只是在現代社會中，有某些偏好即使不是人人同意，但在絕大部份情況之下，社會內的絕大部份成員不會質疑，例如，中國人說「孝」，所以絕不會殺害父母，即使社會上的確會有零星弒父殺母的事件。
在我們這個社會或「人民」裡，有沒有這種接近不證自明的理性，叫做「權利」呢？我們可以看看大眾媒界的取態。於「權利」一詞它們雖不至不歡迎，但經常不置可否。近年，人們常說這是因為媒體自我審查之故，但我們可以反思一下，在未有自我審查之下，媒體真覺得「退保作為一種權利」是不證自明嗎？即使採訪有這種偏好，他們必定明白在他們的平台上，讀者／觀眾／聽眾不會明白。如果相信他們的專業判斷，那即是我們這個「人民」，骨子裡其實並不明白要求公權力保障其個人收入穩定，怎麼會是一種權利。
有些人會認為，那是一種外力壓迫或壓抑之下造成的結果。這些說法，或許都太樂觀。說權利被壓抑，是一種十分廉價的批判；背後好像說香港的文明傳統從來都是講究權利的，今天她失去了含金量，完全是因為政治壓制。香港真的有那種講究權利的文明傳統嗎？即使有，那真是全因為本土政權壓制了權利觀念嗎？
要探討香港是否真的有那種講究權利的文明傳統，我們可以看看支持全民退保的人士／團體如何闡述他們的權利觀。筆者的觀察，他們大多都只是以一種自證的斷言方式去講權利，背後的假設是她本身就是一種有政治份量的論述。事實上，在自由主義的哲學傳統中，權利從來都有一種所謂「自然人」的想像，「自然人」是一個有政治普遍性的符號，而權利也就成為了所謂「普世」價值。聯合國人權宣言中提及的「人皆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均各平等」，其實看上去也是一種自證斷言式的「普世價值」觀，權利是一個不假外求的自證觀念；她亦不可以基於她自身以外的任何觀念或力量，否則人就不可能自由。
然而，即使在世界人權宣言中，實際上亦已隱含著一種關於權利的政治條件或外在基礎：「茲鑒於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固有尊嚴及其平等不移權利之承認確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人類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充滿差異／矛盾的世界，在人類一家這個美好意念上假設一項先於差異／矛盾的統一觀念，稱之為「權利」；那即是說，「權利」這觀念一開始就是一種政治的權宜，一開始她就啟動了她自身的一種危機。Hardt and Negri (2000)在他們Empire一書中，認為這是現代性的危機(Crisis of Modernity)。按他們的說法，權利正是構成現代國家主權政治論述的那一種反動元素，在自民藝復興以來百家齊放、百家爭鳴的革命性多元力量中，她提出一種公共／集體／普遍性利益，對無約束的多元力量加以制約。
筆者這樣說，並非反對「退休保障是一種權利」的說法；只是，筆者更加關注為何這種看似十分理所當然的權利，難以取信於當下的香港人。筆者認為，在今天的香港社會，任何一種反動或制約性的論述，一般都會被一股以自由和差異為後盾的力量質疑其正當性。這大部份是與香港當前的政治形勢密不可分的，但同時也折射出權利的觀念根本未有真正成為普遍港人的核心價值，她只是被說成是核心價值，沒有在香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中成為一項最重要(或核心)的結構元素。一個人民的核心價值，必然是其核心利益所在。可悲的是，要說港人的核心利益的話，「權利」可能連「和諧」也比不上。「和諧」權充為港人的核心價值，並不是因為她本身有甚麼價值，而是她涉及港人在實際生活上實踐的價值觀：不和諧就會亂、亂就不能「搵食」。這不是說權利觀念不彰是因為香港社會沒有相關的經濟和物質基礎，而是不論是物質或非物質，港人今天根本就沒有提出核心價值和利益的空間和可能。
在後殖民(有說是再殖民)時代的今天，很多人都會覺得權利不彰是回歸後的香港獨有的問題，因為港府和北京的政治壓制。筆者認為，這只是指出了問題的一半。英國過去十多年在其本土積極推進所謂的財政紀律(austerity)，不斷地蠶食著英國人的權利觀念，年前倫敦的騷亂，其後有學生反對增加學費的抗爭等等，都顯示出英國人的「社會權」觀念正面臨考驗。更大的考驗，是當恐怖主義遍及全世界，在安全的考慮之下，世界各地均陸續在不同的領域下挑戰概有的政治權利觀念，權利觀念愈來愈難制約那些個人化的欲望，個人要求從「恐懼」、「風險」中解放，形成一股排他的右冀政治力量，蓆捲全球，只要能達到個人的欲望，解放個人或社群的恐懼，即使無法保障他人的權利，亦要先發制人。抽象的權利觀念變得不可恃，當下實質的利害權衡變得更重要。
有朋友說，推動全民退保應以「風險」角度入手，這正正道出了全民退保爭論中那個權利論述的問題。她的問題，不是其道德正當性問題，或許也不是「誰的道德」的問題，而是這些所謂核心價值基礎，究竟經歴了甚麼的洗禮而被構造成為我們的核心。無論來自第一代或第五代的香港人，我們有沒有一種能力去建立一種有普遍性的核心價值或利益，去爭取一種惠及全民的保障呢？這是筆者最為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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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政策報》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定期刊物，分別於3月及10月出版，今期以「香港退休保障：何去何從?」作為題目，回顧香港近半個世紀有關退休保障的討論歷程、介紹及分析不同退休保障的方案，並對全民退休保障方案的「權利」論述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