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慈 1960 年代在香港出生，屬戰後嬰兒潮的一代，一家五姊弟妹，排行第二。當時家裡並不富有，住在港島東面的廉租屋村，一家七口就是靠外公當木工、外婆上工廠的日子養大。各人成績不俗，家慈也畢業於港島名校，今日與家嚴擁有一家規模不大，但總算有幾家分店的零售業中小企。
而我，外婆的大孫，90年代初出生，並非八大畢業的大學畢業生。表面看上去，勉強算得上是「太子爺」；實際上，我覺得我這個有車有樓的家庭只不過是一個「偽中產」：
父母從商，從不過問政治。他們是典型的香港人，努力打拼、不怕蝕底的一群，常常強調自己「住屋邨大」－－因為要證明他們今日的碩果都是靠自己的雙手所換取。直到近年，領匯把我們趕出屋邨商場、最低工資落實讓我們被迫用一個根本付不起的工資去聘請人手與大集團競爭、租金年年大幅上升下，利潤一早所剩無幾。好聽一點說，我們還是一家中小企的老闆，擁有僅餘的話語權；實際上，我們也只不過是為地產商打工、被大集團欺凌。
當日不談政治，今天只有苦笑。他們會笑吳亮星的落荒而逃，會笑梁宅的涼薄刻毒；但他們一早知道，還可以笑的日子已經不多，因為我們這些中小企終會有一日因為交不起租、請不到人而結業。時薪四十，有人嫌辛苦，有人嫌沒有提供醫療福利⋯⋯還有人因為超出公屋申請的入息上限而離職。眼見香港社會福利主義抬頭，我家也開始對香港未來心淡。
而我，畢業後跟著家慈的姊弟妹謀生，乘他們在大集團當高層之便，順利進入同一集團工作。大學畢業生月薪輕易過萬，公屋、社會福利沒份兒，居屋又超過資產上限，家旁的窩居樓盤呎價兩萬；即使得到女朋友家人的雞脾，一樣需要解決置業的煩惱。更害怕是父母年過半百需要著手退休，以我一人之力，根本難以供養父母，何況是生兒育女、安居樂業？
上一代對政治的失望、對社會的無助延續到下一代。到底香港還是否一個屬於香港人的地方？作為社會上的夾心階層在今天對未來看不到未來一點希望，即使決心求變也於事無補。過去鈔票和磚頭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但今天經已敵不過人民幣力量。
父母漫談政治，坦言即使今天我們佔中，街上仍然有一大群無知的羊群聽到「反暴動」而為狼簽名；即使今天我們有普選，羊群的選票可以為香港帶來甚麼改變？只怕到時福利主義抬頭，最低工資時薪 $100，午餐飯盒每個 $100。
父母明言：香港需要一次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