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初，G8峰會舉行前夕，會場附近的大城市英國愛丁堡一如既往出現反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左翼示威。參加者主要是發達國家的國民，他們穿上奇裝異服，氣氛挺像嘉年華會；少數所謂無政府主義者跟警察推撞幾下，已算是集會中最暴力的場面。自從一九九九年的世貿西雅圖年會起，我們對這類全球化地反對「富國壟斷的不平等全球化」的行動已習以為常，反對伊拉克戰爭和美英軍事霸權、反對美國逃避環保責任、反對富有國家漠視全球貧富差距、反對不公平貿易，全球化示威彷彿成了全球化會議的餘慶節目。
當我們的眼睛只習慣看到這種非暴力的反全球化示威時，第三股勢力突然在G8峰會舉行期間殺出，在倫敦市發動連環血腥襲擊。各地分析員都傾向認為是次襲擊的手法跟伊斯蘭極端分子近幾年的襲擊十分相似，而一個自稱是蓋達歐洲分支的神秘組織在爆炸當天亦透過互聯網承認責任。如果確實是這樣，則其選擇在此時施襲，耐人尋味。
只要細心留意，我們會發現正當民間的左翼抗爭運動透過全球網絡擴展到每一角落時，伊斯蘭激進組織亦透過同一個網絡在全球各地策動襲擊。美國、印尼、東非、摩洛哥、西班牙、當然還包括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與美軍正面交鋒，他們和反全球化示威者一樣反對美國及其盟友，將世界理解為穆斯林對抗基督徒和猶太人壓逼的聖戰。在全球化時代，跨國企業將工作程序散布全球每個角落以獲取最大利潤：總部和設計基地留在歐美，工廠設在第三世界﹝薪水低、勞工保障缺乏、環保條例寬鬆﹞，老闆一家則在瑞士享受人生。如果我們明白一間跨國企業怎樣以全球化的眼光去管理生意，我們亦應該明白伊斯蘭激進組織的全球聖戰策略。當我們質問為何殺死倫敦、馬德里和紐約的平民百姓時，他們會冷冷地回答：「巴格達和倫敦沒有分別，加沙和紐約同樣是戰場。我們在加沙和巴格達的穆斯林弟兄無辜被害，你們在倫敦和紐約的人也不會有好日子過。」
激進伊斯蘭的全球聖戰和反全球化左翼運動還有一點雷同之處──將對不義的憤怒帶到全球。在愛丁堡的示威群體中，你會碰上來自全世界的抗爭者，他們大多活在衣食無憂的國度裏，卻因着義憤為到遙遠的非洲、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大聲疾呼，甚至賠上性命﹝在巴勒斯坦曾有數名和平人士被以軍槍殺﹞。是全球化網絡為他們帶來全球的資訊，亦提供了抗爭的渠道。正如會有日本青年老遠跑到巴勒斯坦做人肉盾牌，在歐美亦有不少﹝生活無憂的﹞穆斯林青年對同教弟兄在世界各地被迫害感到極端憤怒，憤怒到認為有理由對身邊的西方人報復。而值得留意的是，這班沒有親身感受過壓逼的歐美激進穆斯林，往往比在衝突點與敵人抗爭的穆斯林更加凶狠﹝例如相對於巴勒斯坦和菲律賓穆斯林的抗爭﹞，在倫敦、馬德里和紐約均以製造大量傷亡為目標，有學者認為，這正是由於他們的思想帶着很多理想主義成份。筆者感覺，爭取援助非洲的西方人亦比許多被內戰弄得筋疲力竭的非洲人更進取，更激烈，這亦是源於相同的情緒。
過去，兩股同樣反美的全球化勢力從未正面碰頭，總是涇渭分明。左翼反全球化運動佔據着世貿和所有國際峰會，而伊斯蘭激進分子則按自己的邏輯和時間表施襲。周四倫敦大爆炸是他們首次選擇插手大國峰會，正面和反全球化運動相遇。當然，許多論者認為伊斯蘭激進分子議題單一﹝透過聖戰建立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度﹞，與其他反抗運動根本沾不上邊﹝有人認為選擇在G8期間施襲只是技術上的考慮，因為在G8期間英國警方抽調了大量人手北上，倫敦的防衛變得較薄弱﹞，但是次時機的選擇亦可能反映了他們在策略上的微妙改變。伊斯蘭激進分子為了增加在支持者眼中的合法性，可能借是次襲擊擴大其議題：即他們不單要為全球被壓逼的穆斯林弟兄出氣，亦搶奪了左翼運動的議題，由他們同時為全世界的窮人出氣。雖然華人一直不是伊斯蘭激進組織的目標，但若果G8倫敦襲擊真的代表他們在策略上的改變，則香港在年底舉辦世貿時着實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慎防他們再次「越界」施襲。
到了這個地步，美國已不得不承認這場打了近四年的反恐戰是徹底失敗了。「基地組織」﹝蓋達﹞從來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基地，基地是一顆扭曲了的憤怒的心，基地是美國在阿富汗抗蘇戰爭時養大的一個激進怪物。然而在九一一襲擊後，美國驚慌失措，不懂得應付這個新對手，於是將蓋達這個飄忽的敵人偷換成薩達姆治下的伊拉克。如今，伊拉克打下了，蓋達許多核心人物亦已被擒﹝還有幾千人關在關塔那摩基地﹞，恐怖活動的財源也堵住了，但投入襲擊行列的激進穆斯林卻似乎愈來愈多。我們什麼時候才懂得從伊斯蘭的角度看問題？如果蓋達在二○○一年也有「理由」襲擊紐約華盛頓，今天的激進伊斯蘭只會有更多的「理由」發動更多襲擊。除了布殊和美國共和黨這幾年扶搖直上外，以暴易暴和有殺錯冇放過式的反恐戰對全世界都沒有好處。
這幾天在英國，我們看到三種各說各話的意識形態，大家都覺得對方不能接受：一邊是強調國家利益的美國單邊主義，一邊是鼓吹全球民主的國際主義，一邊是用激進宗教語言包裝的反帝國烏托邦思想。聖戰VS反恐，國家利益VS全球平均，這樣各說各話下去，相信伊斯蘭激進組織將和左翼反全球化運動一樣，「長做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