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來自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評》，1998年7月第一版，主編：郭德宏、李玲玉，是中共中央黨校教學參考書。
58至60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在1957年下半年和1958年上半年錯誤批評反冒進的同時，毛澤東還提出了一系列對發動大躍進運動有着重大影響的口號、任務和觀點」。58年5月毛「認為我國已經進入了馬克思所預言的『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經濟文化事業完全能夠以遠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速度發展」。開展了「以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等錯誤為主要特徵的大躍進運動」。
58年6月，一農村上報小麥畝產2105斤。7月，一農村上報小麥畝產7320斤。8月，一農村上報稻米畝產36900斤，一農村上報稻米畝產13萬多斤。「7月，農業部根據各省、市、自治區的報告滙總的全年糧食估計總產量，竟高達8000多億斤（1957年是3700億斤）」。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在虛報浮誇的氣氛之下，全國上下產生了糧食多了怎麼辦的憂慮」。於是有人提出1/3農地種糧食，1/3種樹種草，1/3休閒不種東西。
「1958年下半年還掀起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社員的自留地、自養牲畜、林木和生產工具等也被收歸集體所有」，「實行吃飯不要錢的供給制。這一切，就造成了平均主義和共產風的泛濫，嚴重破壞了農村的社會生產力」。58年10月毛到各地視察，發覺「開的支票太大了」。59年毛也注意到農業的高指標和浮誇風。但在59年七八月的廬山會議，由於「對大躍進的根本錯誤始終缺乏深刻的認識，因而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等要求進一步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錯誤的信和發言，就為毛澤東所不容」。於是「不久前已被認識到的問題，彷彿又不成為問題了」。60年「糧、棉的產量降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產量甚至比1949年還低」。
由於嚴重缺乏糧食，「不少農村地區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現象。1960年全國人口比上年淨減少1000萬，1961年又繼續減少348萬」（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指出，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把大躍進時期的饑荒死亡人數定在四千五百萬人）。
反右。57年3月毛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
4月，毛接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懇請他們幫助中共中央進行整風運動」。有人批評中共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有人提出加強法制。「民主人士和高級知識分子對黨提出的大量的批評意見與建議，大部分是正確的，而且切中時弊」。
到有人提出反對共產黨領導、資本主義更好、共產黨要退出機關學校、社會主義就是官僚主義、要改變社會制度，「毛澤東警覺地表示：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自己頭上」。
5月，毛說這些人妄圖消滅共產黨。6月，毛認為這是一場大戰。7月，毛說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
「至此，全國反右派鬥爭進入高潮，并迅速向各個層面發展」。
10月，毛說：現在知識份子有500萬人，資本家有70萬人，加在一起，約計600萬，5口之家，五六就是3000萬人（「罪人」的子女也有罪？法庭怎樣說？）。
「這場反右派運動還開啟了從政治思想上划分階級的先例，此後進一步發展，成為左傾錯誤不斷發生的禍根之一，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甚至株連到他們的親友和家屬子女。更加無限制地擴大了這場鬥爭的打擊面」。
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的發生，以一種歷史偶然性的形式，揭示了文化大
革命內在的必然性矛盾，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產。毛澤東
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已經陷入僵局。」
但這本書並沒有專章評述文化大革命，在這裏引述季羨林在《牛棚雜憶》中兩句話：「像十年浩劫這樣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空前的──我但願它也絕後」，「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