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沙治
姚松炎在補選不敵鄭泳舜後，姚松炎主張由他自己一力承擔敗選責任。這種態度值得肯定。但這卻沒有令到輿論上指責民協的聲音消失。
本人根據2016年九龍西換屆選舉各票站的選舉結果（可在官方網站找到）和今次補選的選舉結果*，做了一些整理。如果不深入分析，似乎民協真的是罪魁之一。但如果再鑽深一點，則發現姚松炎今次的其中一個敗因，很可能是他無法贏得足夠兩年前投票予泛民的基層選民有關。（注意，其實姚松炎輸的票數不多，所以也不能說這是主要原因。）
首先，相對上屆泛民（包括社民連、何志光、民協、普羅政治學院、民主黨、劉小麗和青年新政）在各票站的得票率，今次姚松炎在約七十個票站中全線下跌。在得票比率中跌幅最多的十個區議會選區（含十三個票站，見圖一），當中有三個的現屆區議員是民協區議員。在這三個選區中，民協名單在前年的得票率分別為13.1%、23.4%和34.5%。而其餘七個現任區議員不是民協籍的選區中，前年民協在四個選區也能取得9.2%至逾20%的支持度。民協在自家地盤放軟手腳的說法，似乎有根據。
但如果我們再看餘下三個跌幅十大選區，就發現這三個區根本不是民協的根據地。不但這三區的區議員不來自民協，民協名單在2016年的更是表現慘淡，沒有一區的得票率及2.5%。這三個區和另外七個得票率跌幅最大區有何共通點呢？答案是：都是窮人區域。根據2016年的中期人口統計，這十個區議會選區中，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最高的是龍坪及上白田區、龍城區、愛民區，金額均是15,000。環境最差的則是富昌區，金額僅得$11,980。
而如果我們看跌幅最少的十個票站（在九個不同區議會選區內，見圖二），則會發現這十個票站所屬的選區，人口結構與跌幅最大者有天壤之別。在這九個區中，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最低的選區是富柏區，但金額也有$16,890。而其他八個選區的金額，最低的黃埔東為25,000，而最富裕的尖沙咀西則高達$50,000。在跌幅最少十個票站中，跌幅最少的五個票站的四個區議員都屬民主派，但另外五個區議員則是建制派議員。
由此可見，前年的泛民選票有多少能過戶到姚松炎，當區區議員是誰當然有影響，但未必是最大關鍵。較大的因素似乎是對於中上階層來說，由原本支持其他泛民的名單轉移到姚松炎身上較理所當然；但這邏輯在基層選民中則難以適用。
順帶一提，富柏區的票站是所有票站跌幅最少的，該區的區議員為公民黨余德寶。該區的入息中位數雖然比跌幅最大的十區高，但高出不多。這是否代表余德寶有秘方令基層的民主派支持者支持姚松炎？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但同時也要指出，在2016年，富柏區投給民主派名單的比例只佔有效選票的51.61%。這個數字是九龍西所有票站第八低。兩年前，九龍西有20個票站泛民得票率逾六成。在這20個票站中，包括了全部七個現時由民協成員佔有的區議會選區。事實上，兩年前泛民在九龍西選票最多的十個票站，當中就有六個票站，民協的得票率有一成以上，遠超該名單的整體得票率5.52%。
似乎，民協真的發揮了在基層市民中開拓泛民選票的功能。但如何在有需要時將這些力量轉移給其他民主派盟友，則未必做到。但箇中的責任，則顯然不是應由民協獨力承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