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上月否決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出任副校長，掀起了滿城熱話。否決的理由令人摸不著頭腦，刺鼻的政治氣味更引發無限聯想。無論真相如何、公眾再次痛心於政治是無容置疑的；未見「港大長遠及最大利益」，香港已籠罩著揮之不去的陰霾。
上世紀60年代美國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提出了 「平庸的邪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說明極端的邪惡未必出於心理變態者或狂熱份子；普通人在日常心理的驅使下也會犯下同等罪行。漢娜的洞察源自在納粹德國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中，發現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執行者艾希曼並非窮兇極惡之徒，反而是平庸的一般人。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一書中，漢娜這樣形容：「艾希曼的問題正正在於大多人都像他一樣，既非變態又不是虐待狂，而是非常又恐怖地正常。」艾希曼之所以邪惡，無非是因為他可以像平常人般在一個「理所當然」的環境下嚴格遵守「理所當然」的指令。就像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中的參與者，給予危險的電擊均是權力服從下的例行公事；問題的重點不在於當時人有否憑藉良心，因為良心從未派上用場。
當今部分權貴蹂躪香港，有人會認為他們就像艾希曼，不過是奉命行事。然而，在漢娜眼中「最邪惡的事情是由那些沒想過自己能選擇是『善』是『惡』的人做出來的。」在社會爭議聲中，即使立場未必相同，我們仍可運用自由意志選擇「善」與「惡」，捍衛經得起理性洗禮的立場。香港並非納粹下的德國，政治環境亦非內地般封閉。資訊發達本應提供了更多討論是非善惡的空間，奈何社會不乏背善向惡的物民，受過高等教育，不愁衣食，卻為不義背書。漢娜認為「人類最大的邪惡，在於無法思考，只知盲從」；但從恆河沙數的荒誕言語和行徑中看到，盲從不時經過深思熟慮，絕不輕率。如斯背景下的最大邪惡，正是那種背棄公義，助紂為虐的思考。這種邪惡，絕不平庸。
制度能夠扭曲個人行徑，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1971年的著名實驗中已經印證。在乏善可陳的制度中，盲目服從權力使腐敗滋長於人群之中；追尋權利使人甘願腐敗，行屍走肉；擁有權力更使腐敗無限放大。制度好壞與否，不單是要求持份者堅守法律責任，道德責任更是論斷成敗的關鍵。在崗位上尋租（rent-seeking），到頭來制度必被控制，加深日益嚴重的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尤其無視崗位的道德責任，猜度主子心思行事則飛黃騰達一旦成為潛規則，這無疑是鼓勵行惡。津巴多教授在《路西法效應》一書中提出了十點建議教人如何抵抗有害的影響，例如對不義制度的自覺，獨立思考，相信自己能夠反抗不義制度云云。然而，當今香港，在制度中痴痴呆呆又有幾人？無數的如意算盤咕隆作響，吵得香港永無寧日、正是對不義制度有深刻認識，能獨立（為自己）思考，才有不知凡幾的兵卒願意跑出來，希望撈些油水炒出亮麗成績。在此亂世，能夠憑空創造政治任務才算「高人」。由是，荒唐不絕，背後的撒但卻吃得酣暢淋漓。
制度是把雙刃劍：好好運用，可以斬妖除魔；一不留神，必定傷殺無辜。盱衡歷史，制度更迭舉其犖犖大者，離不開兩端。一，在下者以革命形式推翻制度，或以抗命變革；二，在上者善用權力和智慧，省思不足，推行改革。每一個時代，制度均塑造出兩種人，為奴者和改革者。前者受制於適應性的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對制度不仁感到麻木，無力無心無意反抗。有的則甘願為奴，披上一身華麗錦衣，幫虎吃食。在瘋狂之地，保持神志清醒並不容易。雖然邪惡能夠寄生於多數人的心窩，但我們不必對政治感到無力。切羅基人（Cherokee）的故事告訴我們，每個人心裡都住有兩頭狼，分別代表正義與邪惡。兩狼相爭，勝負取決於我們餵飼那一方。要樹立公義社會的永續圖騰，制度與道德的化學作用決不能或缺。制度普及化道德，道德改善制度，兩者的互動成為歷史進步的推手。如果你今天仍然相信公義，那你不必對政治感到絕望。因為我可以告訴你，你並不孤單，無數人像你一樣正在努力散播公義的種子。只要你不放棄，時間會證明百卉千葩的社會絕非幻想，選擇可以改變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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