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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爭普選』 而是拒絕被車毀人亡

我們香港人的民主前路,再次遇上北京政權的刻意封殺。在此不再重覆那些令人厭惡的落閘方式。自二零零三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大陸對香港政策日漸強硬,掌控日益露骨,用經濟手段『自由行』、『融合』將香港對大陸的經濟依賴度加深,以『高鐵』、邊境『發展』將香港由一個健全的小體系,變成大體系的一個部份。

在這股官方推動的趨勢底下,香港的硬件發展被迫與大陸接軌,本來接軌並無不可,但若果接軌是高發展水平的地方,遷就低水準,而不是帶動兩方共同發展,就是一種變態的發展方向。很可惜,經過九八年金融風暴後,香港人對自己城市的自信消失殆盡,大陸方面自己的迅速經濟發展,和對港的經濟厚禮,就成為了很多香港人相信的一根救命稻草,而無視大陸官方的變態發展方向。

寧願信『阿爷』 唔肯信香港人自己

聽過很多聲音,街頭巷尾茶餐廳燒臘鋪酒樓搭枱中產白領工人叔叔清潔嬸嬸都怕佔中引起經濟損失,雖然自己明明返工可能唔係返中環,甚至地鐵加價加到一年出唔到中環幾次,但『經濟損失』實在令人太害怕了;而佔中搞事,搞事就集中唔到處理經濟,還指出大陸經濟發展迅速,就是因為唔比人搞事,正正係香港人太有自由太講民主,先至經濟發展無起色無飯開,云云。

總括而言,這種思想的核心,就是香港經濟唔得,無飯好食,所以第一,要靠大陸,唔好得罪佢;第二,要靠大陸模式,專政集權先可以有發展,進一步民主普選公平權利就係『吵吵鬧鬧』、『阻住地球轉』。第三,香港不單只是要樂於打交道,我們更加要採納這種大陸官方發展模式。

這群人看到的成果,大概就和六點半新聞那段義勇軍進行曲MTV的Propaganda硬性宣傳一樣,有高樓大廈、有火箭飛天、有士兵整齊列隊、有作狀小孩帶着紅領巾、有高鐵奔馳、連西北偏遠的少數民族也有電視機了,共產黨真的是福澤各界各階級各族人民,從此中國國強民富,香港為甚麼要在這片主旋律下獨有異議呢?

用陳冠中小說《盛世》中描述的新盛世十項國策,大概可以講出背後的一堆要旨:『一黨領導的民主專政,穩定第一的依法治國,執政為民的威權政府,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央企主導的公平競爭,中國特色的科學發展,以我為主的和諧外交,單民族主義的多族群共和,後西方後普世的主體思想,中華文明舉世無雙的民族復興』所有東西都是冠冕堂皇的,是有條件有前提有佢玩無你玩的冠冕堂皇。

相比之下,那些中國大陸發生的社會問題都是小問題,總有一日會變得更好:黑心食品只是少數特例,其他國家也會有食物安全問題;不用理水質敗壞、空氣污染;對上訪民眾、強拆住戶、農民自殺申冤、少數民族自焚、貪官污吏的天文數字視若無睹,就算看見,都是中國太大,難免樹大有枯枝,被揭發出來不是證明這個國家有問題,反而是共產黨進步、政府加大力度、國營媒體日益完善,建設和諧社會的成果。

拆解市民幻想 直指大怪獸謊言

這種發展模式正正主宰着地球表面上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而且隨着它的增長,這套模式將會影響着世界走向。現實主義外交底下,普世價值很多時只是行事上說說的藉口,但起碼能在民間力量上推動各主權國政府的所作所為,但當中國這種模式崛起,更是將普世價值僅餘的口頭作用都徹底清除。『老子就是有錢,簽數百億合約,就擺平了英國人了;整個台灣都用陸資買下來了,美國也要怕,香港人爭普選還算甚麼東西?』

朋友們說,丟棄幻想。大概是指政壇之內,應現實一點拒絕中共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騙、面具、失信。但最大的幻想,其實是政壇之外的廣大社會,有部分人相信割裂政治和生活,以為拒絕政治,拒絕處理眾人之事,由少數人獨斷獨行就代表快手快腳,自己也能分享其成,而所有反對聲音都是政治污染,不是被利用的村民和白海豚,就是其心可誅的政棍,寧願大開中門,畀時間梁振英帶領香港,都不願正視小圈子下換湯不換藥的社會問題。

而爭取民主人士的責任,不單單是爭取普選,而是拒絕這種盲目而自大的官方發展觀念。前議員吳靄儀在明報專訪《後佔中不會原地踏步》一文中,指出『以香港為本位的民主發展,不應只集中於民主政制,還包括經濟政策、土地規劃,與及各種社會議題的思考與改革……思索香港如何挺直背,面對中國、面向世界』;嶺大文化研究系許寶強在《在「禮義廉」時代 思考我城的未來》中也點出『民主自然不是一人一票但沒有真正選擇的假普選,也不僅是設計一套能讓泛民入閘的提名機制,而是包括能防止政客濫權的公正程序、倫理規範、輿論監察;美好的生活安排…是建立能保障所有人都享有不順服的權利的社會制度。』

我們應該清楚明白,香港不是要迷信搭順風車金融地產單一項目怕阿爺益上海唔益我地,不是要一味靠黐大興土木搞基建高鐵大橋,而是探索自身均衡而穩健的發展和轉型;當官方最主力的經濟大前提被否定,我們的社會方向和政制前路才能重新改寫,解決之前因鑽牛角尖而無法處理的問題。而這套進路,才是北京最為驚懼的,因為在自家門口,竟然有一套有效的方法迴異於共產黨的官方發展觀念,明明白白對直指那欺騙大陸國民六十多年的謊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