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Jumbo》48.4 P.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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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初期，有港人恐懼中共政權接管香港後，會將繁榮、進步、安穩生活等一切都打破，於是選擇移民他國。亦有港人樂觀相信，廉潔、法治等核心價值能在中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五十年不變的承諾下得以保存，香港還是有希望、有未來。但時至今日，政局變遷大家有目共睹。回歸後數年的抗爭都本著「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原則，隨著政權愈來愈專制，有人開始表達更激進的聲音，從議會內的擲物行為，亦即是引起社會紛紛批評的暴力文化，至議會外的反建制抗爭，再到勇武抗爭的誕生。另一方面，群眾亦從主要爭取民主，發展至多元議題上的抗爭。這個新社會運動的浪潮由年輕人主力帶起，使社運變得更有活力，不但擺脫由民間組織發起運動和動員的模式，發展成網絡號召和游擊方式，抗爭形式亦較以往多元。
主流抗爭失效 和理非教條成禍根
有一段時期，遊行被視為最能夠表達民眾訴求的途徑。有人曾說，無論平日香港人有多政治冷感，即使是沉默的大多數，每逢七一都必定會站出來，高舉著圍繞民生、民主訴求的標語。自2003年後，和理非非的七一遊行更成為了香港主流抗爭的象徵。
那年，香港經歷了一場逾50萬人參加的遊行，當時政府欲強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即《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令人擔憂文件中提出的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等罪名會遏止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侵犯人權。這促使了參與遊行的人數創新高，反映當時民怨沸騰，香港人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民情洶湧，間接令董政府撤回惡法。此從而使港人產生政治效能感，繼而視七一遊行為有效的抗爭。不過，除了03年成功影響政府決策外，似乎殺傷力不大，而港府亦逐漸視之為浮雲。七一遊行一年復一年，口號亦僅為口號，成為約定俗成的政治表態活動。
一直以來，香港社會無疑是比較接受規範化的示威模式，最大原則是要「和理非非」，一些不符合此大原則的行徑，例如以往被稱為「激進派」的梁國雄、黃毓民等人，在立法會會議進行期間喧嘩、投擲物件等，就惹來普遍市民反感，說是政治秀，目的是為了吸引傳媒的鎂光燈。而這班「激進派」的議員在議會拉布亦不討好，除了被斥浪費公帑，有違公眾利益，亦被指使議會功能癱瘓，使利民的政策草案不被通過，間接損害民生。
不知是天性所驅使，抑或習慣所致，港人都喜循「理性」角度抗爭，在2004年領匯事件上亦然。房委會的財政一直自負盈虧，透過出售居屋和收取公屋、商業物業的租金賺錢。當有盈餘時，房委會需取其一部分向政府上繳，虧蝕則不一定獲得政府補貼。2002年停售居屋，是引發領匯事件的一個導火線，賣屋收入下跌，導致房委會入不敷支。於是，政府建議房委會將其商業物業及停車場分拆，成立領匯基金（即現時的領展），並進行招股。公共資產私有化的計劃開始了地產霸權，隨後這十年，小商戶經營的困境加劇，領匯不但趁著翻新商場和利用其它藉口瘋狂加租，迫離小商戶，引入一式一樣的連鎖店，就連物價亦因此上漲。此除了嚴重破壞社會結構外，亦破壞了基層市民的生活。從領匯事件之初，就不難估計現時得出的果。當時，有議員急忙圖以司法覆核阻攔計劃進行，並認為縱使失敗，司法覆核引起輿論注意，已算成功。
領匯上市後，不斷有聲音要求打破現狀，民眾發起不同形式的抗爭，例如提倡不光顧大財團的消費模式等，亦有人提出以950億回購當時市值已升約五倍的領匯。那時候，很多香港人覺得這樣做是蠢事，不夠「理性」，認為950億是天大的銀碼，不值得去做，而且做了就成錯上加錯，會淪為天下笑柄。但今日回頭一看，一項項造價逾千億的大白象工程，不知心底裡又會否有另一番看法？回望領匯初上市的時候，又有否後悔當初對惡夢的來臨，仍懵然不知？可見，香港人成在「理性」，敗也在「理性」。「和理非非」是港人的大原則，因為我們信賴法治，相信政府廉潔，政府不可能不聽民意。亦因如此，往後一些涉及肢體衝突的示威方式，就被斷言為激進。
從七一遊行成為支持民主人士得到道德安慰的儀式、阻止領匯上市失敗等可見，「理性」抗爭只淪為政治宣示的工具，對社會所爭取的議題欠缺推動力，亦被政府所無視。這種抗爭模式的不堪，主流抗爭者不作反思，仍然對站在道德高地而自我感覺良好，甚至抹黑新抗爭模式為不道德的行為，只許和理非非，而不許激進抗爭。
新一代人覺醒 抗爭步向激進
2010年，市民擔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工程的經濟效益不符成本、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但政府執意進行假諮詢、不理反對，強行通過立法會工程撥款申請。撥款申請審議當天，逾千名反高鐵示威人士到場包圍立法會，又於財委會會議結束遊行至禮賓府，在途中與警方發生衝突。可惜，抗爭無效，高鐵工程照計劃上馬，而工程開展後，有關遷拆村落的問題浮現，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於菜園村居民的生活受到壓逼：政府動員包圍菜園村，動用武力、以「黑社會模式」清場收地，又拒絕先建後拆的協議，為了發展而強奪居民一直賴以為生的村落和農地。面對以上種種，一眾反高鐵人士繼續抗爭，先有關注菜園村的民間團體成立，支援村民成立巡守隊，亦有青年以斷食抗爭，向政府請願。縱使這場反高鐵行動以失敗告終，社會認為它標誌著香港新一代對政治的覺醒，亦是抗爭模式轉變的象徵。
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撥款時，亦曾包圍立法會，輿論認為這次行動比反高鐵時更為激進，因為新界東北發展被認定為大白象工程，工程目的是配合其它大型基建發展，幫助中港兩地加快融合。當天，財委會主席吳亮星於民間未達共識下，在其主持的會議扭曲議事規則，強行表決通過東北計劃的前期撥款。而極其過份的是，當時有泛民議員因不在座位上，而被剝奪投票權。一眾示威者於是衝擊立法會，用鐵馬將玻璃門撞至碎裂，事件中有13人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而參與衝擊的示威者亦被貼上暴徒標籤。不過，究竟是吳亮星的強行表決暴力，抑或撞破玻璃門暴力？答案昭然若揭。
約三個月後，香港迎來了本土抗爭的最高潮，為爭取「真普選」，推翻「人大8．31」決定，香港開展了一場佔領金鐘、旺角的大型運動，稱為雨傘革命。整場運動以佔領本港兩大樞紐為主軸，目的在於癱瘓政府總部外圍的地方，達至影響政府的日常運作，甚至癱瘓該區經濟，以達示威之效。運動長達79天，這次運動有大批學生參與，佔領現場亦管理和組織得井井有條，設有物資站、救護站，亦有安排糾察隊，其模式令人聯想起台灣的野百合學運。不過，這次運動雖然同樣有大台，推進運動發展的卻是自發的群眾。而且，抗爭亦更有策略，從抗爭教程，包括第一次到佔領區應有何準備、被拘捕時應如何求助等，至透過網絡，動員示威者到不同地區，以保住陣地、避免遭到清場，都比過去的抗爭更為成熟。但「瞓大馬路」或運動尾聲時衝擊公民廣場，都被親建制人士認定為前所未有的激進，而民眾對警隊的取態更形成兩個對立面，加深不同派別人士的矛盾。
港人苦中作樂 快樂抗爭應對反智政府
除了和理非非、激進、勇武的抗爭手法外，亦有以藝術、詼諧、諷刺表達訴求的抗爭，如雨革中創立的藝墟和二次創作，而這種模式亦在近年，梁振英管治下的香港甚為受用。如果要數梁振英的才能，他的唯一也許就是熟練中國人的那套厚黑學，面皮夠厚，心亦夠黑。
在2012年，梁振英政府就任，香港出現極多足以淪為國際笑話的事件，在光復元朗行動中的女示威者被撞至血披滿面，卻被控以胸部襲擊警方，更可笑的是竟被判罪成，囚三個月。事件使小小的香港擠上國外報章的版面，更惹外國Talk Show的主持人揶揄一番。而最近梁振英又有新言論，回應特首超然論，毫不忌諱的稱特首確實超然；在最新一份發表的施政報告中，亦不斷重提一帶一路不下數十次，明顯是在用中國模式向習近平報告。此又證明，現屆政府已完全不需理會民意，今天的施政報告是向中共獻媚的工具，政策不過是加速中港融合的手段。
倒台聲四起下，梁振英有他的反智管治，民眾有他們的快樂抗爭。網絡是孕育快樂抗爭的地方，網民利用網絡作為抗爭的平台，創作包含政治色彩的惡搞，藉此發洩、嘲笑。而近日成功舉辦的毛記電視分獎禮，為快樂抗爭立下更明確的示範。
毛記不是娛樂群眾的政治組織，相反，它是一間利用政治進行創作的娛樂公司，其本質不是要用行動影響政權，又或如其它政治組織般領導抗爭，但在許多香港人眼中，毛記就是一股為民發聲的抗爭力量，從《六點半左右新聞報道》至《勁曲金曲》，所有創作以市民所關注的民生、政治議題，透過戲謔方式來吸引目光。它不達到任何政治目的，而是純粹希望透過作品引起共嗚，從而達到娛樂大眾的效果。這次分獎典禮由網絡走進主流媒體，在收費電視的大氣電波下，將二次創作的作品帶入屋，向更多人輸送《明張目膽》、《亞視永恆》等諷刺有議員因中英文水平低下而出醜以及亞視結業事件，更精采的是，在節目尾聲，河國榮所唱《真．香港地》帶起全場高潮，歌詞提及香港種種變遷，如受自由行衝擊及失去向上流的機會，又籲港人「企硬自己」，不能放棄屬於自己的香港地，是包含較強烈抗爭意味的一首歌。
分獎禮完結後的數天，不斷有人評論毛記如何成為港人文化的象徵，同時又再一次提出對於快樂抗爭的疑問，應否將嚴肅的政治娛樂化？即使做法能獲得廣泛關注，娛樂化會否影響人們對待政治的心態？而在香港危機四伏、面對種種逼切威脅的情況下，快樂抗爭又能否奏效，令香港人取得實質的成效，改變現時政府的強硬態度？以上眾人需多加思量之事。但無可否認，快樂抗爭的出現是因為人們對現實抗爭無望，故將其無奈化作幽默，苦中作樂。現時政府有藉「網絡廿三條」打壓之嫌，若人們失去苦中作樂的途徑，相信政府亦永無寧日，需要面對更多實質抗爭。
拒當政治傀儡 以新抗爭自決命運
香港自六七暴動後，這個城市趨於平靜，港府加強對市民灌輸「良民思維」，使香港人培養成順民。再者，殖民政府刻意淡化港人政治意識，避免市民過分熱衷於政治而危害他們的管治。到了七、八十年代，本地逐漸成立一些壓力團體及政治組織，如獅子山學會、匯點等，但主要由社會上的精英份子參與及牽頭。在香港前途談判期間，這些精英份子鼓吹民主回歸論。在八九年，這些精英份子成立支聯會，並號召百萬人上街聲援學運。到了主權移交後，他們每逢七月一日便發起遊行。有違理非非的抗爭模式出現後，這些精英份子則予以譴責。他們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中流砥柱，亦正是和理非非抗爭的始作俑者。由於這些人主導本港三十多年來不同的抗爭，故他們擁有道德光環，一直在社運及議會進行所謂和理非非的抗爭。然而，他們的理性不但沒有為香港抗爭到甚麼，鞏固了他們道德光環，卻令香港一次又一次被傷害。香港社會發展毫無寸進，使近年不少年輕人忍無可忍，為香港核心價值及公義勇敢地站出來，試圖擺脫守舊的抗爭模式。
雨革失敗後，更多年輕人認為傳統的和理非非只會為抗爭帶來絕路，因而令主張勇武抗爭的本土派風頭更盛，亦出現連串本土抗爭，例如光復元朗等反水貨的勇武行動。然而，激進抗爭未能獲大眾認同，更遑論取代主流的和理非非抗爭。雖然雨傘革命規模擴大源於群眾自發佔領街頭，但雨革整體上，仍由信奉和理非非的泛民、雙學主導，以一貫操控大台聚眾抗爭的手法來進行，並刻意將激進抗爭排除於外，並予以抹黑，甚至譴責及阻止一切激進行動。但此種抗爭結果只令雨革停滯不前，他們成功佔路，卻對中共及港府的政改立場絲毫無損。而當非主流的抗爭者欲有進一步行動，如衝擊升旗禮、衝擊政總、佔領立法會等，皆被阻止，被迫留守佔領區，故令雨革七十多天毫無寸進，繼而使革命失敗。這雖然令不少市民認為抗爭無望，但亦有部份人轉為認同激進的勇武抗爭，盼此將帶來曙光。因此，社會出現游擊式激進抗爭，如焚燒垃圾桶、針對水貨客的抗爭等，亦否定一切和理非非行為。在這個不分是非黑白的時代，哪種抗爭手法才適合？若抗爭的手法落後於時代的進步，抗爭只會以失敗告終。
阿拉伯之春、烏克蘭革命、太陽花學運，這些群眾運動以勇武抗爭，成功作出曾被視為不可能的改變，撥亂反正，推動國家重回正軌。不少香港人更高度讚揚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佔領立法院，但這些人為何對衝擊立法會等事件予以批評及譴責？到底這些和理非非的抗爭者是為香港抗爭，還是為自身的政治資本抗爭？和理非非已荼毒香港三十載，勇武抗爭短期內難以成為主流抗爭模式。但香港已步入危急存亡之秋，港人必須捨棄和理非非抗爭，讓新抗爭模式成為主流。
「A餐雞蛋撞石牆 不怕壯烈下場決不退讓
B餐俯首做白羊 一世困在牧場」
香港人的抉擇，是權利，亦是義務，不論是哪種權力，還是那些自視甚高、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皆不能影響。因為這片土地屬於香港人，香港人需捍衛家園。
拒絕割席 踏入真抗爭時代
年初一晚旺角發生了一場衝突。小販一如以往在新春佳節擺賣，食環署及警察卻加以阻攔。本土派人士以保衛小販之名，與警方和食環署人員展開了一場衝突。警方再次濫用權力，繼續以暴力對待示威者、前所未有地向天鳴槍兩下示警，甚至將事件定性為暴動，肆意抹黑參與事件的群眾。綜觀這次抗爭比以往的更進取——設火障、掟磚等手段抵擋，有人形容這是一次突破，真正的「新年進步」。但亦旋即引來各政黨割席，親政府人士、學者以至泛民齊聲譴責暴力。可是要分析是次騷動，豈能忽視背後的脈絡?純粹觀察這數年來變本加厲的政權，目睹民間積怨無法化解，就能清楚明白過往的抗爭已不再奏效，而香港若要改變，理想主義的抗爭模式就先要改變。抗爭者押上一切來對抗暴政，面對的是秋後算賬。歷史註定要由勝利者書寫，但在由歷史定奪功過前，作為高牆下的雞蛋，還是必須拋卻幻想，堅定地站在抗爭者一方，作為彼此最堅實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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