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Jumbo》48.4 P.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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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振英始登特首寶座，香港正式踏進了家無寧日、自我消亡的階段。紅色勢力在港影響力日漸強勁，香港與一河之隔的中國差距亦日漸收窄。我城所發生的荒誕事一天比一天多，荒謬程度也一天比一天高。

香港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也隨著褪色。以往我們認為無需擔心、顧慮的事情一一發生。在電台開咪說政府的不是，會掉飯碗；在自己的書店賣說共產黨不是的所謂「禁書」，會「被失蹤」。總而言之，在不同場合說政府、說中國、說共產黨不是，你可能連踏過深圳河的權利也沒有。

以往我們所擔心的一一發生。於是寫字的、發聲的，開始自我審查，甚至怕掉命。以後我們說的不再是「這就是中國.jpg」，而是「這就是香港.jpg」。

我們在香港，還能說甚麼？

香港的傳媒界存在幾個「陳嘉銘」，而這個陳嘉銘的身份比較特別。他的正職是中大講師，在香港電台第二台主持節目《[sik][si][fung]》（讀音：色士風）則可算是兼職。陳嘉銘主持的節目以輕鬆手法為主，滲入不同的時事，在二台已有數年歷史。然而，在一月的大整頓中，陳的節目逃不過被開刀的厄運，監製更指「唔要所有黃絲帶主持人」。

這是否一個信號？

非首次被滅聲或阻嚇

陳嘉銘指，這次被港台「調動」節目已經非第一次遭遇「滅聲」的經歷。他憶起在兩年前自己在信報有一專欄，他批評李嘉誠「搞地產」令社會受不良影響，就被編輯要求更改字眼。他不從並公開事件，信報於是照常刊登專欄，卻否認曾經「勸喻」陳更改專欄。

他又指去年曾在中大演出棟篤笑《警犬自白》，當時就被李偲嫣到校務處示威，要求辭退陳。更連赤紅專欄作家屈穎妍都在專欄對他點名批評，口誅筆伐。

港台事件是歷來最感不安　國教後言論空間明顯收窄

但他稱，港台事件是歷來令自己最不安的一次。陳認為這顯示傳媒並非沒有發聲的空間，但會自我審查、自我避重就輕，以免「被勸喻」。他指，即使是2003年23條準備立法時，大家都「夠膽講」，但國教風波後大家都明顯感覺到情況不再一樣。「監製會叫你小心用字，又會好曖昧咁話『老細』想你點樣點樣講。」然後不同的政治風波，包括港視發牌、佔領等都有再加深影響。

高層明顯有政治考慮　溫水煮蛙效應漸現

陳嘉銘指這次的性質略帶「曖昧」，表面看來只是調動節目，而不似早年李慧玲、鄭經翰般是針對個別人士，但仔細看會發現這次牽涉的主持人都是參加過雨傘革命者。他補充，比起以前李慧玲類型的事件，電台的工友，工會等等都會站出來發聲，今次卻沒有。就算有如記協等組織發表聲明，反應也慢了很多。

他認為，似乎傳媒工作者、以至大眾的反應都傾向慣性 ── 「係咁架啦」，是溫水煮蛙的演繹。「甚至自己都覺得自己有問題，當監製宣布決定一刻自己都無乜反應，事後先覺得自己應該問清楚，而唔係由得佢。」他指監製甚至有說「所有黃絲帶主持人都唔要」，而自己第一刻的感覺是 “take it for granted”（覺得理所當然），而沒有仔細追問。他覺得媒體工作者的反應都類似，就是明知空間正在收窄，就算知道是政治原因也不去追究。

大眾、傳媒都充滿無力感　政府姿態越趨強硬

陳嘉銘認為，「老細」的目的就是去政治化，以逐點蠶食的方式來消耗民意。他認為群眾，以至工作者的心態都是「累、被消耗意志、充滿無力感」。陳本來面對今次港台事件也沒有意欲要發聲，但眼見有關方面指事件不涉及政治原因就不能再忍受。

他認為，政府、或甚至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拉長戰線」，或利用其他人進行批評，如李偲嫣、周融等人經常在不同平台指責這個外部勢力滲透、那個是黃絲帶等等，一些無目的的謾罵、爭吵，從而令人感覺疲累，不願再講政治。對聽眾／觀眾的感覺亦然，這些人存在的目的就是讓人感覺厭倦，久而久之他們就會「熄左自己個台」，不願接收這些信息。但他補充，這並不是有些人說的「持久戰」，而是純屬「挨打」，是單方面的。中國及香港政府都是以單方面的姿態統戰，傳媒或是會發聲的人就是單方面的挨打。

他指，政府會做很多小動作務求控制群眾的思維，比起2003年時要強硬很多。那時候的傳媒或都會感無力，但今天不但是無力，面對強大的滲透，傳媒很多都變得麻木。

談敏感議題是被下刀原因　節目安插內地主持人感荒謬

被問及談一些敏感議題是否被調動的主因，陳認同。他指電台的說法是希望令二台「年輕化、輕鬆化」，所以取消一些時事性比較重的節目，但他認為這個說法「很蠢、無稽」，單純地認為政治話題就是不年輕、不輕鬆。除了自己主持的《[sik][si][fung]》外，他認為更誇張的情況是同台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被安插一個中山大學的教授作主持人（編按：中國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教授葉振東），在香港不同大學有很多教授政治的人才，安插中山大學的教授是教人不明所以。

節目監製質素低　成高層同化節目手段

陳嘉銘指，節目監製（編按：其節目監製為胡世傑）曾「勸喻」他不應「逼迫」聽眾，對聽眾的phone-in意見應以接受為主，交流可免則免。但陳卻認為和聽眾的交流，並非像某些節目般「係、知道、多謝你阿乜生、乜太」。他認為監製是婉轉地叫自己「收聲」，但他認為這是避重就輕的做法。被問及是否認為有高層指示在內，他認為是一定的，但監製不會如此直接。他斬釘截鐵地指節目監製的質素非常低，例如節目中曾提過社會熱議的TSA，但他竟說「咩係TSA？」。在一些議題上，其他主持人在討論時，監製卻有如「插科打諢」式拉低討論質素，顯出其無知之餘，也令節目質素降低。

他認為港台高層覺得這種監製是合他們心意的，「唔敏感、無認知、無創意」，高層對他們下指令也分外容易。他特別指出有其他節目如《思潮作動》也有類似情況，高層無需刻意換人，只需安插這類主持人就可以同化媒體。同時，一些「邋遢野」也可以交給這些監製去執行，無須自己動手。正如這次調動節目風波中，監製胡世傑就曾說過「唔要黃絲帶主持人」，後來被揭發後又改口稱「黃、藍絲帶主持人都歡迎」，很明顯是被推作替死鬼。他補充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不同媒體都存在，是一種「共產黨政治」。

國教後「人人歸邊」　白色恐怖加劇

陳嘉銘認為，2012年的國教風波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有種無形的壓力逼所有人都需要「歸邊」。他舉屈穎妍為例，認為她幾年前寫的、說的大都是親子關係、怪獸家長現象等等，但現在卻明顯變得不講道理。被問及是否「紅色風潮」影響，他認為這說法有出入，但肯定是「灰色」，給人的感覺是「總之唔好批評政府」。

而被問及會否有決策者，甚至高層「揣摩上意」，他認為絕對會。而這種正正是白色恐怖，大家都不知需要避忌或者怕甚麼，唯有自己避免「踩地雷」、自我審查一番。他特別提到李波的事件，指已經不是白色恐怖、溫水煮蛙，而是直接警告所有人，說敏感、寫敏感的後果是「死」。傳媒工作者都知道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自主性越來越低，但當權者仍然每隔一段時間就刺激一下你，「等你知你隨時死架喇、小心啲」。

臨別感言：公義比個人榮辱、利益重要

陳於節目最後說了一番話：「社會公義的重要，高於個人榮辱；而爭取言論自由的價值，更高於為求一官半職的和諧生活。」，他指很多人的想法是「個人利益比公義重要」，認為不要挑戰權威、「老細」，保住職位最重要。傳媒界變成一個適者生存的空間，所謂主持公義最後很可能犧牲個人利益。而「蠢人」，聽話的，很可能升官發財。在這種氣氛下，「息事寧人、蠢」，變成平步青雲的條件。

這是最壞的時代，而且會更壞

記者問及陳是否認為「這是最壞的時代」，他絕對認同。他認為香港的社會、以至其言論空間是越來越差，而且差的形式非常豐富、以不同手法地差。普通的滅聲如陳嘉銘本身已是小事，像劉進圖般被斬、以至如李波般失蹤是更差。「差都算，仲要多面性咁去差」、「每一刻都係最差」。

江湖再見？

「很多人在退下來時，都會說一句江湖再見。這番話好像是有機會再見般，但現實卻是已經不能再見，一切已經不能回頭。對於還在堅持的傳媒人，我必須說一句：頂住啦。」 ── 陳嘉銘

銅鑼灣書店五位股東及負責人失蹤，及後紛紛在中國「被自首」、「被道歉」，香港陷入一片白色恐怖的氛圍，人人自危。

銅鑼灣書店一向以售賣政治書籍為賣點，招牌更標榜自己「政治書最齊」，怕且是引來注意的一個導火線。傳言指書店眾人失蹤前正準備出版有關習近平情史的書籍，而書店中不少也是大爆共產黨權鬥、內幕等的書籍。本來在擁有出版自由的香港，出版這些在中國的所謂「禁書」既無罪之有，也是擁有自主權，但現在竟會出現中國跨境「執法」，實為綁架之事。

到底香港和中國的界線是否越來越模糊？出版、售賣政治書籍的又如何自處？
而書店裡賣的「禁書」到底是甚麼？

旺角、銅鑼灣是樓上書店聚集之區域，不少這些樓上書店都有售賣被稱為禁書的政治書籍，也有不少中國旅客捧場。樂文書店在旺角和銅鑼灣都各有一分店，在近門口的當眼處就能看到不少標題如「習近平大清洗」、「來生不做中國人」的書在售賣。

曾：只有色情書是「禁書」

店長曾先生表示，書店入貨時不會刻意因其為敏感話題、政治類型而入貨，最大準則是視乎銷量。他笑稱，一向認為禁書只是「三級色情，但係又唔包膠袋賣就叫禁書」，並不認為政治書在香港應該被歸類為禁書。

不擔心賣政治書會惹禍　認同香港中國化

他指，一直以來售賣這些政治書都沒有遇到甚麼麻煩，除了比較普遍的「共產黨內幕」類型的書籍外，本地政治書如黃之鋒自傳，談雨傘革命的書也有在賣。 但他稱不會太擔心，始終相信香港是個法治、開放的社會，與中國大陸始終有分別，情況不會如中國般差，而自己只是個賣書的，並非走激進路線。「雨傘嗰陣都無驚，而家都無得驚」。

對於銅鑼灣書店事件，他認為對政府的處理、警方的調查等「唔可以話滿意」，但仍認為不會如中國般差。被問及會否認為香港正在「中國化」，他認同，但同時亦認為「無得搞」，人們都沒有甚麼可以做到。

「禁書」存在已久　出版、言論自由回歸後有影響

談及禁書，曾指所謂「禁書」的政治書籍已經存在了很久，他憶起第一本禁書是由李志綏所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早於二十多年前就已經被中國禁售。而他亦認為即使在銅鑼灣書店事件後，作為零售商的他也不太擔心，覺得自己（樂文書店）與銅鑼灣書店性質不相近，但出版商往後就可能會害怕出版這類型書籍。而他亦認為回歸後，雖他不敢斷言出版自由倒退，但憑經驗認為書籍的出版種類在回歸後的確少了，而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受影響亦「已經好耐，唔係今時今日嘅事」。談及對香港政府，以至中國政府的信心，他認為難以斷言，需要大家自己判斷，「政府有啲野信得過，有啲野信唔過啦」。但現階段會照常售賣政治書籍，正如曾所言，「唔驚得咁多」。

所謂「禁書」？

在書架隨手拿了幾本標題較為「敏感」的政治書籍，內容又是甚麼？

1. 《來生不做中國人》（鍾祖康著）
內容如書名般顯淺易明，標榜為「中國頭號禁書」，簡單而言就是從不同角度談中國如何「大國沉淪」。出版之時曾是輿論焦點，現時已經出版至第五十版。

2. 《江澤民大勝習近平》（孫建瑞著）
標題吸引，是中國人民喜歡看的權鬥「戲碼」。內容概要指將會大爆江澤民於去年國慶閱兵前後如何連同其他共產黨勢力奪權、推翻習近平。信不信由你。

3. 《分裂中國》（岳大鵬著）
內容概要指分析新疆、內蒙等地的暴亂示威，實是「後共時代」的矛盾並從而分析。
4.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李志綏著）
作者曾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團隊的一者，主要就是透過其在毛澤東身邊的多年經歷，大爆其私人秘史。店長指這是第一本所謂「禁書」

獨白：引火自焚

作為大專傳媒，所發揮的影響力日漸增加，不同院校的刊物也不只一次被注視、以至批評。最引起討論的當然要數港大學苑編委的《香港民族論》於去年施政報告被梁振英批評，全城譁然；後有城大編委的《城大月報》標題〈告別中國　立足本土〉被大公報以專題批評其搞港獨，指總編輯黃偉安「走火入魔」。

自從梁振英登位後，香港的撕裂越來越嚴重，正如陳嘉銘所言，似乎人人都需要歸邊，若果說的話、寫的字不是「政治正確」，不符合北大人的心意，隨時要面對被批鬥的壓力。確實不知是好是壞，大專傳媒所出版的刊物很多時都被形容為「孤芳自賞」，記得很久以前有一期港大《學苑》記載了一個漫畫，內容是這樣的：同學對學生刊物的用途可以有很多，例如是當廁紙用、墊著油漆未乾的椅子坐，又或是用作隔熱墊，在桌子上墊熱鍋（這我也曾在宿舍碰見過很多次）。一年下來，比較「大膽」的相信是上期「香港人：準備革命 自主出路」的專題，結果果然惹火了。

一月份，台灣藝人黃安批評在韓國發展的藝人周子瑜在歌曲影片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是「搞台獨」，引來軒然大波。一月某天編者接受了報章的訪問，就簡單說了句「也擔心自己前途，但不會背叛自己香港人的身份」，登了報。

戲劇性地，陳嘉銘所說的情況竟發生在編輯身上。「著名專欄作家」屈穎妍在幾天後出版的專欄批評編者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否則無資格說廣東話、無資格過農曆新年云云。這是我們沒有想像過的情況 ── 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會被人在報章專欄中大肆批評，伴隨著的是愛國報章果然把那十一月出版的「大膽」專題挖出來，說編委是暴力、渲染港獨等等，隨後又有赤紅專頁「港人講地」、「時聞香港」緊隨著嚴厲批評，說「覺得年輕人好恐怖」云云。

那一刻，編輯真的在問自己：我們在香港，還能說甚麼？我痛心的是社會的氛圍、或這些事情的出現，正正是製造白色恐怖，教人不敢說、不敢寫、不敢談。一切輿論應當按照他們認定「正確」的思想，否則就是不敬。

做完訪問，看完新聞，再親身經歷過後，我的感覺是：到底我是否還活在香港？
我對香港是悲觀的。與嘉銘兄的想法相似，我想我們正身處最差的時刻。
我們在倒退。我盼望香港人，能重拾免於恐懼的自由。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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