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Jumbo》48.4 P.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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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民退保」近期在香港鬧得滿城風雨。支持者及反對者討論得十分激烈。隨著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安老政策成了香港一大手棘手的問題。老年人該何去何從？本專題包括了本會兩名記者對全民退休保障的不同看法，盼能帶給讀者新的思考。
全民退保，以退為進
文／張曉民
記／張曉民、鄧翊暉
全民退保乃港英時期之歷史產物
有關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討論，最早可追溯至英治時期。1993年，時任港督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建議設立「老年退休金計劃」， 65歲以上人士每月可領2300元。該建議當時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時任中國駐港代表陳佐洱更公開批評計劃會導致香港「車毀人亡」。筆者推算，當時中國擔心此舉會令本港福利主義抬頭，耗盡本港儲備，令97年後中共得物無所用（事實是否如此，各位有機會可以問陳佐洱，反正此老賊還未死）。計劃最後亦由於缺乏社會共識，遭當時的立法局否決。
由本土角度重新闡述 全民退保分薄港人福利
近年本土思潮與起，本土派亦對全民退保有全新角度的演繹，十分值得討論。他們原則上不反對全民退保，但認為現在的香港不應實行全民退保。看似自我矛盾，只因扎根本土。本土派不反對政府派福利給香港人，惟香港國界未定，中國來港的移民人口審批主權不在香港，一旦落實全民退保，會吸引更多年老的中國人來港分薄福利，變相用香港人的錢去供養中國人。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1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七年人士》，2011年來港的中國人當中，45至55歲以上者合共23,044人，佔整體約13.5%。
假設香港的退休年齡劃一為65歲，以現時香港人平均壽命75歲計算，這13.5%的中國人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後，即使他們不找工作（申請綜緩）或直接返回中國也好，屆退休年齡之時，就可以享有全民退保，變相用香港人的錢去直接供養中國人。
浸大民調結果：同學大多因同情長者而支持
全民退保，關乎全民，筆者自然不能躲在鍵盤前閉門造車。故此，筆者特就此議題於今年一月初在本校進行了一個不記名的小型民調，合共以問卷調查形式收集了56名同學的意見，得出結論如下：在受訪的學生中，95%是香港學生，其餘的5%是中國留學生。本調查亦大致涵蓋了來自不同學院的同學。
當被問及認為香港應否實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時，82%的受訪同學表示應該，其餘18%的同學則表示不應該。
當被問及支持全民退保的原因時，只有4%的同學認為把社會資源花在退休人士身上，總好比政府把錢花在基建上；9%的同學則認為全民退保能幫助年青人照顧父母；高達31%的同學直截了當地表示全民退保是公民權利，故此應該支持；而最多同學（51%）認為支持全民退保是因為它能減低長者貧窮問題；而在「其他」一欄，有同學更特意列明「長者們年輕時為社會貢獻過，故此社會有責任照顧他們」， 若把第四及第五項選擇歸納，因同情長者而支持全民退保的同學則合共竟有54%。
當問及香港應否實行全民退保時，82%的受訪同學表示應該，其餘18%的同學則表示不應該。「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在47名同學中，認為香港應實行全民退保的中，竟然有超過51%的同學認為自己的薪金應「100% 由你自行儲蓄，包括未來退休的打算」。要知道，實行全民退保，要打工仔上繳5-10%的薪金，在世界各國是很等閒的事。
至於認為香港不應推行全民退保的同學中，39%的同學表達了接近本土派的立場，認為「香港沒有移民審批權，擔心計劃被中國人濫用，來港分薄資源」; 44%的同學表達了右翼自由主義最有力的反對論據，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擔心計劃的未來可持續性（有機會破產）」。
值得留意一點，有6%同學反對全民退保是因為「對現在的老一輩反感，經常受他們批評，不想反過來供養他們」。隨著雨傘運動後，本港社會開始出現世代對壘的問題。老一輩諸如陳百祥（啊叻）、王晶之流，乘著80年代經濟起飛以及社會較多工作機會，認為只要努力工作，腳踏實地，買車買樓「上岸」者比比皆是。反之千禧年代的香港，人口密度高了，競爭大了，大財團壟斷各行業，可供創業的機會少了。再加上地產霸權橫行，政府同流合污，以致樓價舖租逐年高企上升，年輕一輩即使再努力工作，亦只能望樓興歎。
同學對議題認識欠奉 了解議題者傾向反對全民退保
無論對全民退保表示支持或反對的同學，都表現對議題的了解有所欠奉。當問及「現時香港普遍支持全民退休保障計劃的社會團體及政黨，包括早前應邀為香港政府作研究報告的周永新教授，均建議在廢除現行的長者福利措施（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等）後，每名退休香港人每月應取的金額是」，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約港幣3000-4000」，惟只有34%的同學答對，其餘66%同學均答錯或表示不知道答案。
而在筆者的分析中，似乎對議題的了解程度，會影響同學對議題的立場。在答對上述題目的同學中，約68%認為應實行全民退保，32%認為不應實行；而在答錯（或不知道）答案的同學中，89%認為應實行全民退保，11%認為不應實行。
雖然無論在答對或答錯（或不知道答案）的同學中，認為應推行全民退保的比率均大於不應推行。但對議題較不熟悉的同學，支持者是反對者的約三倍；相反， 對議題較熟悉的同學，支持者卻只是反對者的約兩倍。似乎對議題了解程度較高的同學，對全民退保的支持度沒有了解程度較低的同學那樣熱烈。
全民退保乃公民權利 並非恩主心態
筆者不反對全民退保，但對於有團體或政黨以賣弄同情心，或以「長者們年輕時為社會貢獻過，故此社會有責任照顧他們」等為論述，要求市民支持全民退保，則十分反感。
18世紀偉大哲學家亞當史密夫 (Adam Smith) 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曾提及「正是為了他們本身的利益才去作他所求，他們為他要作的事情，那他就很可能達到目的……我們不能期望從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的慈善心得到我們的晚餐，而是從他們關懷他們自己的利益去得到。」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不是抱著為了食客胃口的慈悲之心而去生產肉類、佳釀和麵包，乃是因為他們想透過生產，取得利潤和金錢，即「關懷自己的利益」。現在的退休長者，他們年輕時努力工作，不是為了「貢獻社會」，而只是為了工錢，即「關懷他們自己的利益」罷了！請不要賣弄低廉的道德高地。
筆者認同某些工種（例如社工）會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而一部份人亦是為了理想而去選擇工種，但這種貢獻都只是副產品。說穿了，打工仔找工作，都是先看工錢，再平衡個人能力、興趣，絕不會偽善地「我找工作，是為貢獻社會啊！」
假如要筆者說出一個支持全民退保的原因，筆者會直截了當地說「全民退保乃公民權利，猶如言論自由一樣，在一公民社會，不論貧富，必不或缺！」。像「長者們年輕時為社會貢獻過，故此社會有責任照顧他們」等論述，實是恩主心態，賣弄同情，十分偽善，更是對長者最低廉的讚賞，對公民權利最大的侮辱！
的確，筆者亦懷疑全民退保的可持續性，假如現在用年輕一代工作人口的稅收去供養老年人，當年輕一代成為老年人口時，全民退保就剛剛破產，而之前一代的老年人口早已上天堂（不排除落地獄），無法追債時，那就真是「割禾青」咯。
泛民爭取全民退保 卻遭長者唾罵
子曰：「老而不死是為賊！」香港有部份老而不，不但沒有反思為他們建設的社會為何令年輕一輩生活得如此痛苦，反而倒過來惡斥勇於表達自己苦況的年輕人。
香港的泛民主派政黨，從事代議政制多年，深明選票的重要性，再加上香港人口結構中，中老年人佔大多數，其中一個他們要求全民退保的原因，就是希望得到老年人的支持。但香港的老年人，大多數不關心時政，且奴性十分強。君不見當年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在立法會掟蕉，正正就是為老年人爭取更高的生果金。但反過來，以年齡層計算，最反感梁議員的，正正就是這群老年人。
香港的老年人，大多是中國走難來的，用陶傑的話來說，就是有強烈的「小農DNA」。腦袋簡單，只能接收到TVB新聞的影像，無法思考影像背後，在野民主派在議會抗爭，擲東西的原因。香港的在野民主派政黨，應向老年人做民調：假若他們成功爭取全民退保後，到底這群老年人會認為這是泛民的功勞，還是政府的恩賜？
君不見曾蔭權時代，經過泛民主派政黨多年爭取，港共政府才勉強於2011年拿出「長者生活津貼（特惠生果金）」以作應對。但香港大部份受惠的長者，卻反過來認為這是港共政府對他們的體恤，增加了港共的支持度。更甚者，在爭取長者福利的過程，泛民主派政客用的抗爭手段，卻深刻地印在這群頭腦簡單的老不而中。
結語
筆者認為，全民退保是應該實行的。
不是因為「長者們年輕時為社會貢獻過，故此社會有責任照顧他們」等的偽善論述，而是因為全民退保，是對抗香港大財團壟斷，樣樣賺到盡的最有效方法。政府可透過向大財團及地產霸權徵收更多利得稅，然後廢除揾笨的「強姦金」，把打工仔的5%人工由「強姦金」轉往全民退保金，再用政府的收入和儲備來「包底」。
假若香港國界已定，又有移民審批權，這自然是最理想的狀態，固然應該實行全民退保，照顧國民，對抗香港大財團壟斷。即使本港國界未定，又沒有移民審批權，更應該實行全民退保。君不見現在的中共，垂涎本港六千億財政儲備多時，加上中國面臨「支爆」，必須利用香港的儲備再次刺激中國經濟。
但中共又不好意思明目張膽地挪用（搶）香港儲備，所以不停透過建造極昂貴的大型基建（港深廣高鐵、港珠澳大橋等），以圖刺激中國開始走下坡的水泥、鋼鐵和能源業。而且，這些基建接壤中國，好比中共當年無論花多大人力物力也要建設接通西藏的鐵路一樣，目的是強行打開通道，方便進行人口溝淡，和文化同化（中國化）政策，以減低獨立意識。
筆者的結論是，「寧益港豬，莫贈土共」。寧願把資源分給普遍親港共政府的老年人，起碼年輕一代的父母有機會最先受惠，減低年青人供養父母的負擔。況且，「風吹雞蛋殼，財散人安樂」，說不定香港的財政儲備散盡後，2047年時，中共繼續殖民香港的誘因會大大減低。錢花在香港人身上，總好過花在沒有用的基建上。冷手執個熱煎堆，2047，脫殖建國，民主獨立，不再是夢。
所以，請支持全民退保。
註：本調查樣本的人數不多，不能代表全校同學的意見，而受訪者中全是尚未畢業的大學生，無法全面反映社會各階層對全民退保的看法。但受訪者來自浸大不同學系，而且調查以網絡和街頭訪問兩種形式進行，大體可以一窺浸大各同學對全民退保的全貌。
老人與海──全民退保與分配正義
文／黃柏熹
記得在一個新聞攝影的課堂上，筆者為一份圖片故事功課的主題苦思良久，最後選擇了拍攝香港的孤獨老人，故事主題為「孤老──城市中獨自上路的老人」。「孤老」取了孤獨終老的意味，同時也是對於這個城市中的老人形象的描寫。選擇這個主題的因由是出於筆者對這個城市中的老年人的觀察：執紙皮的、在街上獨自走的，他們都是孤獨地活著，很少受到社會或福利上的注視以及關懷，那些被丟到養老院然後受到惡劣對待的更是可憐。活像他們都只能等死。情況就像美國作家海明威筆下的《老人與海》故事，海面很大而載著老人桑蒂阿哥的船卻很小，當他拖著大魚回到岸邊時，大魚早已被路途中的鯊魚啃食得只餘下骨幹。
我們作為社會的共同體，又是否可以為老人們做些什麼？例如，運用公共資源保障他們的生活？近來關於全民退保的討論又重新變得熱烈，令筆者感到意外的不是港府的取態，而是竟然有理應是民主支持者的人聲言反對全民退保，理由出於「世代之爭不容退讓」、「會有人來運資源返大陸」云云。到底什麼是全民退保呢？它其實就是分配正義的一種，透過社會資源的恰當重新分配，令公義得以實踐，真正達至公正平等的民主。而民之所在，則當然包括我們這一代以外，那些與我們享有同等價值的老人。
分配正義：羅爾斯的正義兩原則
如何達至分配正義，長久以來都是人們花費心神思考的重要課題，分配的不只是金錢，亦包括所有社會資源，如土地、機會等等。透過處理分配正義的議題，人民的價值才能在法之上得以確立。好比說，在政改問題上學民思潮當時提出的「全民提名」，背後的平等價值觀正正就是分配正義中，對於所有人民都擁有平等價值的認同。而近代關於平等的概念可追溯至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 (John Rawls) 所著的《正義論》一書。羅爾斯在書中批評效益主義容許為了一些人的利益而犧牲另一些人的權利與自由，進而提出「正義兩原則」：
一、每個人都有權利擁有最高度的自由，且大家擁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一個人所擁有的自由要與他人擁有同樣的自由能夠相容；
二、社會與經濟上的不平等只在下列原則下得以允許──
• 這兩種不平等能夠最大限度地增進最不利者的利益。
• 這兩種不平等所依繫的職務與地位，應該基於機會的公正平等向所有人開放。
羅爾斯對於分配正義的立論的確建立了現代社會對於平等的想像，特別是面對資本主義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他的公正理論最重要的，就是肯定了每個人的價值都是對等，而社會資源的公正運用應該從這方面著手。回到近年政府都不敢公開堅尼系數，人口日漸老化的香港，關於長者的福利保障更是落後而逼切。筆者在油麻地、旺角、太子等地，見過不少年紀老邁的卻要彎腰執紙皮、翻垃圾、夜晚睡在M記的，著實令人心痛。香港需要的不是施捨老人的零碎資源，也不是報稱沒有經濟需要就不幫的扶貧措施，而是確立一套支援日漸失去工作能力的長者的保障機制，繼而肯定老人在社會裡的價值。資本主義式的獅子山下精神也是時候終結，總不能讓老人每天執紙皮，社會卻如此冷漠地不予協助。畢竟誰都會有日成為老人。當然，具體如何實現全民退保、從哪裡分配資源也需要討論，但拒絕全民退保無疑是保守、無法令社會進步的做法。
世代之爭？錯置的敵我矛盾
然而，有論者認為香港存在一種世代之爭──因為過去上一代壟斷了機會，甚至在民主化的進程上多番與新一代對立，因而兩者本身就是處於對立面，情感上，年青人則當然不想供養自己的敵對者。這種說法無疑是錯置的敵我矛盾，因為作為民之所在、人民的一方，敵我關係顯然不在兩個世代之間，而在階級之間，人民真正的敵人是壟斷社會資源的資本階級而不是「上一代」。不要忘記，香港本身就是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的社會（所以才會有李嘉誠啊！），而這一種意識形態傾向正正就是不少社會問題的根源，貧窮問題更甚。由於資源、政策過於向資本階級傾斜，使得福利制度又或者新一代的上流機會被阻塞，分配不均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因為全民退保會剝奪年輕人的資源而否定之，不正正中了梁振英政府不欲實施資源再分配，以保障既得利益者的下懷嗎？其實貧窮問題也可以同時存在於不同世代之間，不論我們這一代，抑或被當成敵人的上一代，這首先就不是什麼世代之爭。而要對抗這種共同的貧窮問題，槍口必須對準正確的敵人。
或又，這種世代之爭、敵我矛盾的說法其實就是近年學生運動走上高峰的副作用。香港近年的學生運動高峰由反國教的學民思潮引領，一直走到雨傘運動的雙學時期。君不見衝入公廣之時大眾高呼保護學生的氣勢？這說明了，學生運動雖然帶動了青年參與社會運動，更甚令不少大人以投射的形式重新回到政治參與（如筆者經常聽見大人稱「未來靠你哋」），然而，卻同時令學生或九十後的光環或自我價值一時變得天一樣高，「學生」兩字所象徵的年輕幾乎成為了政治正確的代名詞。同時，諸如社會學者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或傘運時美國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雨傘之爭是世代價值觀之爭」等講法，亦加深了學運一代對於世代之爭的認可。兩股力量最終構成了新一代的「狂妄」，世代之爭被視為城中唯一的遊戲，而忘卻了民主是共同體的真諦。加上深受年輕人愛戴的高登社群日漸向主流網絡伸延，高登那種對發表意見不需負責的「犬儒距離」促成了網絡狂熱病。學生運動的潮流竟異化為對世代之爭的狂熱崇拜。
結語：不忘勇氣
這已經是第48屆編委最後一本刊物了，也可能是正就讀副學士最後一年的筆者在這裡的最後一篇文章。所以特別希望埋下一段結語。筆者有幸兩年來都在編委幫忙，即使文字工作有時是事倍功半的，但始終一直相信字裡行間存在魔法，能讓讀者駐足思考。而思考也是我城現今最需要的事情。不計結果的勇氣，這或許又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寫照。但正如《老人與海》中的老人一樣，還望諸位讀者不忘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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