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司機涉嫌「非法載客取酬」的法律爭議持續多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更表明他絕不接受「創新就可以違法」，堅拒縱容「白牌車」。無論Uber如何舖天蓋地宣傳號召群眾上街，政府仍然不為所動。
正所謂歷史無限loop，其實政府楊局長的強硬立場，與昔日港英殖民地政府就「白牌車」應否獲發牌的態度同出一轍。
六十年代的香港尚未有地下鐵路（即今日的港鐵），而的士公司雖百花齊放（當中大玩家big players包括胡應湘父親胡忠的中央的士，及曾榕的金邊的士 － 今日窩打老道火車橋旁的曾榕大廈仍掛着「金邊」兩大字），但收費對普遍市民來說偏高，車輛數目亦供不應求，所以俗稱「白牌車」（那時白底黑字車牌代表私家車，不可以收費載客）生意非常蓬勃。
不過，當時政府對公共交通欲加監管，不斷指出「白牌車」所牽涉的問題如乘客保險、泊車車位及交通擠塞，到1969年12月，時任交通處長薛璞斷更比喻「白牌車」為「海盜」，那些政府會讓「白牌車」合法化的傳聞，乃「走白牌者」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
其實，回顧過去半世紀，香港政府都鮮會推翻自己，讓非法的變成合法，但於適當時候，會高姿態推出官方能規範的代替品來滿足市民需求。
七十年代初，「賭外圍馬」廣受大眾歡迎，香港政府遂於1973年批准馬會開辦場外投注站，以解決非法外圍投注問題。之後，政府與馬會相繼攜手推出六合彩，打擊當時非法字花賭檔，更到千禧年後，規範足球博彩，取締黑市賭波。從來沒有將原本非法的事業合法化。
唯一例外是政府在1967暴動後，將當時支持政府的非法Van合法化成為今日的紅色小巴，數量限於4,350輛，但過程十分政治化。
回歸20年，其實一眾特區官員仍承襲很多殖民地時代留下來的管治傳統。時至今日，特區政府計劃批出3個優質的士專營權來取代解決Uber問題，只不過是故技重施而已。
原文於AM730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