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說宜居城市，立即令人想起兩件事，一是近年的《施政報告》，二是全球宜居排行榜的香港排名。隨便抽一兩份有關香港排名甚高的報道，文中都會提及香港樓價貴，住在板間房的情況多的是，何以見得宜居？
顯然，這些排行榜不是由「無樓」和「蝸居」的生活經驗出發。事實上，單計行政區，香港已有整整18區，每一區的生活經驗不盡相同，予人的印象也千差萬別。
我兒時住在屯門，有次到銅鑼灣遊玩至晚上，平日活動範圍最北也不過尖沙咀的朋友，憂心忡忡地問我回家會不會怕，他擔心屯門沒有街燈。這是很實在的生活經驗差異。長大後，我獨居深水埗劏房，在我眼中，深水埗交通方便，價廉物美，鄰居卻跟我說他想要搬去太子，因為深水埗予人印象壞，他不好意思讓同事和客戶知道他住這裏。住在同一個地方，也可以有不同的經驗。那麼，排行榜的宜居到底指哪一種生活經驗？《施政報告》說要建立的宜居，又是指哪一種生活方式？
選擇與無可化約的衝突
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已故地理學學者Doreen Massey在For Space其中一章以倫敦為例，指很多人會說倫敦是一個成功的城市，「只是」仍充斥貧窮和社會排斥，但這是錯誤的陳述。
金融等行業的高度集中，正是貧窮和社會排斥的形成力量之一，所以，更正確的說法是：倫敦是一個成功的城市，「而亦部分因為這樣的成功」仍充斥貧窮和社會排斥。換句話，宜居是「路線問題」。如果世界城市和根治貧窮之間有無可避免的衝突，我們會如何取捨？又或更基本，有沒有機制讓我們參與決定？當中我認為有兩項思考功課。
一、何謂選擇？選擇一詞聽起來往往很個人——你自己選擇住那裏，有什麼問題也不要抱怨，不喜歡？搬去別處好了。但選擇其實不個人。香港逼遷的事例多不勝數，居民往往無法選擇留或走；又或租客因業主加租，無奈地不停搬到別處；因膚色和出身國而被排拒於房屋市場的，也大有人在。
也就是說，即使選定了一個地方，可能無奈要搬走，就算不用搬，也會有環境變動，例如公共設施結束服務、商場翻新愈來愈貴，打開窗，草地堆滿泥頭，又或是家旁要建橋鋪路。
1966年，日本橫濱出現一波反對在住宅地中央建貨物線的運動。面對市政府設立公害緩衝區和賠償的方案，居民批評這是「代表主義」，改為提出爭取「居住選擇權」——保障希望搬遷的居民順利搬遷，同時保障拒絕搬遷的居民可以如常生活。
宜居不宜居，其中一個考慮，在於面對居住環境的改變，我們有沒有能力選擇以至參與這些改變，當中總會有很多不可化約的衝突，需要我們取捨。
共同生活的技藝與機制
二、如何共同生活？即使存在各種無可化約的衝突，我們始終需要共同生活。住在同一屋簷下的話，最直接當然是多溝通多討論。我聽朋友說，日本的學生宿舍生活，各層定期開會，決定打掃等大小事務；也有宿生全體會議，當中多次討論如何改善宿舍職員的待遇。
當然，單靠溝通討論難以成事，以共居實驗為例，往往需要資金和專業知識。比如位於德國威廉斯堡的GoMokry，就會把財務計劃交給為自發房屋項目提供建議的Mietsh?user Syndikat和倫理銀行（ethical bank）GLS Bank定期檢查。
住在同一棟房子內，多溝通多討論不算難，但規模更大的議題或者需要另覓良方。比方說，家旁的公園要鏟掉築路，而我反對政府的方案，認為可以另外選址，那可以怎樣？其中一個常見的做法為投票。例如日本有「住民投票」的制度，可以提出就基建、重建、核電廠重啟等議題進行居民投票。事實上，由居民提出的投票要求，通過比率不高；即使通過，投票率不足的話便不成立，連開箱點票也可能不會給你做。民主不只投票，如何在行政過程加強民主也需要多加考慮。
另一個關鍵在於，公園的樹蛙、海中的中華白海豚可以參與政治嗎？近年在原住民運動的脈絡下，玻利維亞把大自然的權利寫入法律。雖然對於人和大自然的關係是否真的可以用賦予大自然「法人」資格的形式去處理，仍有很多質疑，但不失為一個重要的事例，讓我們思考如何在政治中考慮非人類的參與。
說到底，宜居是一條政治選擇題，卻沒有標準答案，只有不斷的實踐，在實踐中想像和創造更好的選擇。
作者旅居東京，一橋大學社會學研究科修士在讀
文章刊於2018年12月10日信報專欄。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