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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蕭家怡:應對災難,我們需要怎樣的媒體?

【文化論政】蕭家怡:應對災難,我們需要怎樣的媒體?

「山竹」襲來,香港各區遭受不同程度破壞;一海之隔的澳門,受災情況雖然比「天鴿」時輕,但也不容小覷。

作為一個長年在港澳雙城穿梭的人,見識過香港政府的「互諒互讓」,領教過澳門政府的「高效施政」,是次風災給我最深的體會,不是官方處事的效率,而是民間透過公民媒體所展示的龐大動員力。

力有不逮的傳媒機構

社交媒體興起,傳統媒體不再是民眾獲得資訊的唯一來源,甚至會出現傳統媒體被網絡牽著走的情況,但我認為,各類媒體不一定要非此即彼,而在災難期間,媒體間的整合和協作尤其重要。

主流媒體擁有專業編採團隊和龐大固定讀者群,更掌握不同政府部門的消息渠道,能迅速發放官方公告和救援安排,有助穩定民眾情緒。然而,傳媒終究是營利機構,要以「煽色腥」手法來爭奪眼球亦屬無可奈何,但主流媒體在災難時的真正痛點,是面對「多、廣、亂」的訊息時之有心無力。

災難之所以為災難,在於它難以估計的破壞力。任何地區、時間、人物都有可能成為消息內容,所以,「數量多、範圍廣、來源亂」幾乎是任何災難訊息的特性,加上天氣和交通情況的限制,主流媒體縱有人手,亦難以一一跟進。這時候,民眾自發組織成的網絡公民媒體就成了關鍵。

人人皆媒體

「山竹」撲境前,澳門已有民眾利用即時通訊軟件組織起「澳門颱風山竹互助群」,以便於風暴時能集結不同地區資訊,如風勢、水浸、交通和水電供應等情況,更提醒所有上傳內容必須為第一手資訊,且要附有時間、地點,以提高內容之真確性;結果當日,早在電力公司公佈在風暴期間的緊急停電安排前,群組內的成員已開始分享各區不同大廈的水電供應情況,再經管理員簡單整合,一個匯集了全澳停電大廈的總表就此成型,配合該通訊軟件的搜尋功能,令所有人都能查閱和掌握最新狀況。颱風遠去後,群組的內容更新轉為市面復原狀況、各區義務工作的人手需求等,將資訊收集的範圍廣度和內容深度作最大程度擴展,令所有公民都能參與這場龐大的資訊傳播行動,「人人皆媒體」。

類似的公民媒體組織亦同樣見於香港:「馬鞍山之友」群組在災後透過面書專頁招募義工,即晚已有五十人參與清理工作,將公路上之塌樹清走、吉澳居民亦經群組分享島上情況及求助資訊,連向學校提供飯盒的供應商也經「Tai Po 大埔」面書群組,令免費派飯的資訊得以廣傳。

去中心化的有機體系

港澳兩地的這些自發群組,成立原因各異,應用的工具也不同,但在風災一役,都成功令民眾能共同參與內容提供的工作,打破單一機構或人物的壟斷、,達致去中心化。

對於這種民眾自發的網絡公民媒體,有人或會質疑其資訊真偽程度,但與傳統媒體由少數編輯擔任「守門人」角色相比,公民媒體的可信度或更高,因為它不但能擺脫機構的立場和利益限制,而參與者更同時分擔更新資訊和集體監看(gatewatching)的工作。換言之,它是一個會自行更新、修正的有機體系,一個由取信權威轉為將信任分散的網絡;它依然有可能出錯,只是基於群組成員的信任基礎,修正工作甚至會自動開展。是以用「可信度」作為抨擊理據,未免站不住腳,而用法律之名來篏制其發展,更是本末倒置:它們的出現正正反映了民眾對官方、傳統媒體的不滿或不信任,官方若執意將之打壓而非疏導,根本無助解決問題。

災難當前,公民媒體與傳統媒體各有其角色和定位,但透過公民媒體的參與和賦權,我們可以確立更堅實的公民身分,意識到自己有責任和能力去擔起社會的部分責任。這種自覺,在政府形象低落、認受性屢被質疑的情況下,相信會日趨重要。

文章刊於2018年10月8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作者為居港澳門人,長年遊走和觀察港澳雙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