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文化區行政總裁連納智提早離任，由柏志高接替，令西九再次登上新聞頭條。文人多高傲，出任文化行政(art administrator ) 位置很講求履歷、聲望和文化資產，沒有的話一時間未能服眾，容易惹來議論紛紛。回顧西九管理局成立七年，分別找過國際級的謝卓飛和連納智座鎮，算是打響名堂，但二人均告水土不服。依照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司長的思維，有票投就係對香港好，平到頂就係對西九好。如今找個熟悉香港公共工程運作的政務官來做，是不足為奇的，大家也毋須感到過分錯愕。
香港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化政策
西九文化區原是董建華時代躊躇滿志的產物，其規模之大，比起原來的民政事務局、康文署、藝發局系統，可謂平分秋色。文化界望著這個未來香港文化的半壁江山、實質上的香港准文化局，期望有領導、有方向、有政策，甚至促成香港的文藝復興，一度期望殷切。有些文化人喜歡罵香港政府沒有文化政策－有一半是手段和修辭(polemic)，但也有一半理據：沒有文化政策，政府不同施政範疇難有文化考慮，即使有因文化之名的宏圖如西九亦難以有說服力、號召力和凝聚力。實質有意義的對話，或無從展開，或原地踏步。
然而香港是命中注定不能出現真正言之有物，而又表裡如一的文化政策！現代國家文化政策多始於立國議程，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的重新建國。大體經歷是先篩選加冕高雅經典(canonization)，塑造國家和國族榮耀，然後以此教化國民(dissemination)，進行文化民主化；然後在第二階段再肯定全民的創造角色、處理電子流行文化的迅速普及，和以文化建立公民身份(citizenship)完成文化民主的過程。到了二十一世紀，則要經常回應種族問題，移民文化衝突等。文化政策創新往往因為政黨更替，探索新方向，層層累積，應付挑戰。香港在這個過程之中，就算不是完全缺席，也只有點綴式的回應。
相比之下香港是一個特殊的例外：我們所知的所有文化成就，都是在欠缺文化政策下開花結果的。港英時代官民低度整合，發展了市民文化， 但迴避國家身分認同，政府對文化只作出低度的幕後駕馭。同時，大陸「波瀾壯闊」，將不容於政權的人和事趕到香港，接通海洋的冷戰邊城變成了文化避風港，和出口歌影視產品的亞洲世界工廠。回歸以後，在政府眼中，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不敢逾越雷池半步，難有大家期望的作為。偶爾冒進政治勢力引入大陸一制的意識形態，更導致衝突連連，和香港擁有的文化基礎格格不入。
沒有政策下流動的金錢影響大
然而文化政策「真空」的一個弊處，就是缺少對全球化資本和市場力量的制衡、更會相較其他有政策的地區處於一個被動甚至被操控的位置，香港文化自主基礎有待鞏固。由於西九原有的預算已經不可行，管理局一定要想辦開源節流。但香港營運成本較貴，不能像台灣般成為「文青聖地」，反而需要當代藝術、酒精和幻彩派對等作為「高增值」創意城市的汽油。香港不能孕育出誠品，但有蘭桂坊和Art Basel。當代文化藝術，不再純粹是文化的事。資本、地位與消費，相輔相成，又各取所需。
香港應傳承文化基業重新出發
雖然香港缺少文化建政和文化外交這種由上而下的文化主導力量，但現在適逢社會從廣播年代轉向網絡年代，年青一代出現的文化參與和主張其實相當多元：有以全球當代藝術作為志業的、也有喜歡業餘興趣的、有愛經典音樂文學的、有前衛創作的、有愛中國傳統的、有波希米亞的、有反叛顛覆的、有個人修養的、有社區左翼的等等⋯⋯林林種種，數之不盡，光譜十分遼闊，而且他們都相當願意從小規模做起。本來香港彈丸之地，正好給大家碰撞探索，mix and match，可以引導出很知性的辯論。但政府處理不到當中的矛盾，都以「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這些陳腔濫調河蟹掉，弄得不著邊際。在這個局面下，我們應該期望西九各部門主管，多做一些專業發展，讓資深的藝團或藝術家錦上添花，讓年青的人多見識世界。人是活的、錢是流動的、文化是各式其式的。如果香港有莊敬自強的執政者，應該 buy time 培養自己的 art administrator，和提高普及文化民主。在政府無法有真正文化政策的現實處境下，民間社會應該設法傳播文化自主選擇的自覺，抗衡無根的世界資本和市場。不是所有的藝術主張都可以受惠西九，西九不能做到所有的事，它已經佔了太多的文化資源，大家就無須再讓它佔去大家的文化議程了！Let’s forget West Kowloon, for the time being！
作者為大學講師
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原文載於《信報》－時事評論－「文化論政」－2015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