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信基和黃之鋒的年齡相差超過半個世紀,首次交手討論的是公投。關信基創立的公民黨在2010年發起五區公投運動,算是開創香港公投的先河;今天黃之鋒說要在未來10年推動公投,由香港人決定2047年後的命運。一老一嫩認為,邁向2047這個關鍵年份之前,有一個更重要的關口。
黃:基本法說50年不變,因此2047是一個契機,讓我們討論怎樣令基本法延續下去。如果我們不主動提出,中共維持一國兩制的可能性只會愈來愈小。
關:但2047不是死線,它有三個可能性:第一是順利過渡,因為基本法沒說50年後會失效;第二個是談判,但這可以是多方面的,除了我們關心的普選外,新界人也想就丁屋權再談判;第三是香港已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
黃:這就是我最擔心的。如果雨傘運動爭取到真普選,二次前途問題不會如此迫在眉睫。
關:但香港的前途不單是政治層面,還有經濟、社會、文化方面,也涉及香港在地區及國際的地位,會影響我們的談判對象如何看待我們的價值。
(一個是中大政政系榮休教授,另一個是讀政政系的初生之犢,關教授一早說他不會帶領這次討論,免得像向後輩訓話,但擅於辯駁的之鋒還是恭恭敬敬,從沒打斷教授的說話。)
黃:你說得對,這就是為甚麼我提出「香港民間約章」,用來凝聚普羅大眾,展現我們對社會未來的遠景,令香港在2047年實現民主自治。
關:你這個約章值得鼓勵,但眼前有個更棘手的問題,就是我們這位特首不會創造社會和諧,還不斷煽風點火。特首之外,香港的社會也嚴重撕裂。一個社會發展到這種地步,你期望約章會是誰的約章,是中間派的嗎?但中間派也似乎愈來愈少,我朋友的約章是在家裡不談政治。
黃:(笑)這也是我家裡的約章。
關:我們不能安內,對外怎樣談判,怎能想像習近平會解決2047的問題?但你問我怎樣安內我也不懂,我只能希望有些有識之士會居中調停,像南非當年的大和解一樣,約章才會有意義。
黃:如果香港希望15年後有足夠的bargaining power向中央爭取……
關:不要用bargaining power這個字,我好愛惜你也好尊重你,但要在強弱懸殊的困境中突破,要先拿捏自己的用字,猜測對方聽了的反應,這種戰術才是最好。我們要說的是對話或溝通,但底線不要露出來,教宗也是這樣解決世界衝突。
(對談中唯一有人打斷對方,是由節奏溫吞、聲音低沉的關教授,打斷語氣激昂、妙語連珠的之鋒,但礙於前者一臉慈祥而且溫柔得很,後者不但沒有發作,還似乎很受落。)
黃:當民主回歸此路不通時,民主派要想另一個發展方向。建制派雖然分裂,但資源還是很多,但民主派的餅已很小,還要碎片化到幾時?如果各個組織只顧自己的議題,這種守當然重要,但如果想轉守為攻,便要凝聚很大的民意基礎。
關:我很同意你對碎片化現象的說法,這就要視乎領導的眼光,他有沒有能力看大局,在很多分歧上看見共同利益?這種領導視野,環顧我這一代人或比我年輕25年的一代都找不到,我希望你們這一代有。
黃:今天說求同存異會被人笑老套,但我希未來十年能找到民主派的最大公因數。如果民主派沒有一個共同目標,只等政府拋來甚麼便去擋,擋得過當然好,但這種被動狀態會令無力感不斷增加。
關:當年如果沒有民主黨的大方,我們的余若薇不會當選,她沒有當選便沒有今天的公民黨。今天的民主黨和公民黨還會有這樣的合作嗎?我們的危機不單在制度僵化,我們的政治文化也是在惡化的,如果未來十年沒改善的話,我們跟北京的對話能力……
黃:當然沒有。
關:這件事比2047方案更需要考慮。
黃:社運圈在社會是少數,但很關鍵,因為他們影響民主運動的發展,但你自己也處理不好,如何令圈外的公眾跟我們並肩作戰。
關:我想起孫中山先生革命之初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
黃:現在正是這樣。香港約章是一個結果,但能夠呈現龐大的民意基礎卻是過程,先要香港人有共識,取決於政黨和公民社會內部的碎片化可否減少。
關:這就要由最容易的事做起,我首先要做一個真正的人,包括在生活中表現出對民主的承擔,在家庭和學校中不要做霸主,包容跟我政見不同的人,同時嘗試影響身邊的人的政見,不要像雨傘運動時說不講政治。
黃:我以前的視野的確只局限於那一刻能否令運動推向高峰,可說是只爭朝夕,但反國教和雨傘運動是60米和100米短跑,前途問題則是馬拉松,要大家跟我投入馬拉松,不單靠理論上的分析,還要令大家覺得我是會並肩作戰的。
(之鋒說起跟公民黨的其中一個淵源,是左報多次誤傳他的父母是公民黨黨員。關教授笑笑口說:「你可以來做真黨員啊。」在對談中段,之鋒說若在民主派光譜中,他應該是屬於激進派的。這天,一老一嫩,一個理性、一個激進的隔代人,向我們示範如何從對話達至共識。)
關信基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退休教授
執教鞭38年,門生包括高官、學者和記者等等,由象牙塔投身政治,成為公民黨創黨主席。
黃之鋒
學民思潮召集人
曾號召12萬人包圍政府總部反對洗腦國民教育,又因他號召重奪公民廣場而引發雨傘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