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台北市市長選舉，李登輝在馬英九的選舉集會上，提出「新台灣人」論，雖然引來議論紛紛，但亦順利把馬英九帶進台北市政府，把當時爭取連任的陳水扁扳倒。李登輝的「新台灣人」論，島外的反對者指責為李登輝台獨取態的真正暴露，但當時的支持者卻普遍認為有進步意義，因為「新台灣人」論可以克服台灣島上族群分裂危機，在新的民主制度底下，幫助救治被台獨基本教義派斥為「外來政權」而使認授性日漸衰退的國民黨。
2007年，接任董建華的曾蔭權，在連任後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提出「新香港人」論，又有甚麼意義？
無論是「新台灣人」論，還是「新香港人」論，都是一種以文化認同為目標或手段的政治。它以一種動員社群集體身份的政治修辭，訴諸「我群」意識，號召團結凝聚，以克服種種利益和價值上的分歧和差異，防止社會內部走向分裂、互相敵視。在一個政治裂痕深廣的社會，政治家往往訴諸這種身份認同的修辭，建立一種統馭性的意識，劃清敵我，指明方向。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等，都是這些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例子。
不過，「我群」意識的動員，並非無往而不利的。因為好的認同政治計劃，可以凝聚大眾，把大眾建立成歷史主體，發揮創造歷史的作用，但壞的認同政治計劃，卻會加深社會分裂，擴大矛盾。「新台灣人」如能凝聚島內的外省籍和本省籍的族群，但它同時也樹立了「台灣人」與「非台灣人」的界線。「新台灣人」論仿效美國人「文化大熔爐」的觀念，反倒加深各各差異的族群，有被強行融入「新台灣人」的打造工程的戒懼。亦正因為這個原因，雖有甚麼「新台灣人」的大纛，台灣族群矛盾死結卻至今未解。
有新必有舊什麼是舊香港人
香港既沒有台灣的族群政治，沒有地域、種族、宗教等帶來的無法融和的文化鴻溝，「我群」意識的動員，似乎是另有所指。施政報告直言「在回歸後香港人也一度出現了身份迷惑，不斷質問自己：究竟香港應往何處去？香港人是什麽人？」
如果「新香港人」論要解決的是「身份迷惑」，而非族群分裂，似乎要問的問題是，甚麼是香港人迷惑的身份；如果要解答的是「香港應往何處去？」的大問題，就應先說「香港從何處而來？」
可惜的是，曾特首對香港人迷惑身份的解讀，卻是欲言又止，甚至認為這些問題是「哲學家講的東西」。不知道歷史科「肥佬」的特首，又認是哲學是啥玩意？是故作高深的空談？還是境界深遠的真理？但無論是空談還是真理，「新香港人」論使人如墮五里霧中，因為無論在哲學上或在邏輯上，「新香港人」論都沒有說明，甚麼是和「新香港人」相對的「舊香港人」？
然而，香港人的身份問題，並非哲學玄談，也非嚇唬人的老調，學者對此早有研究。先莫談哲學，就且先讓特首補補不合格的歷史課。
商埠身分認同變成迷失證據
歷史學家John M. Carroll 在他近著<帝國邊緣>(Edge of Empires)指出，香港早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就環繞著一個新冒起的本地華商階層，建立起一種香港認同的意識。這種香港認同，一方面強調香港在中國近代國族營造工程(nation-building)上之角色 (所以這些華商既積極參與晚清洋務運動，也反過來支持孫中山革滿清的命)，也突顯香港在大英帝國當中的位置。透過種種向英國皇室祝壽，為英軍籌募參戰經費，參加英國舉行的商貿博覽等活動，這種香港身份早被世界確認。
這種香港認同將這個城市定位成人員和物流的空間，其價值僅在商貿活動。以華商階層為中心的香港身份認同觀念，背靠大英帝國，卻無時無刻不面朝新中國(當時的中華民國)。一方面將香港看成現代中國的一環，也將香港視為有別於中國。
有趣的是，這種在與英國殖民勢力勾結的華商階層眼中，貨真價實，無可取代的香港身份認同，在往後的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卻是香港身份的迷惑和迷失的證據。他們認為，正是這種屈從於帝國主義的商埠買辦文化，令香港變得非英非中、非驢非馬。
今日特首眼中香港的身份的迷惑，究竟又是那一種迷惑？
帶著濃重英國皇民色彩，以香港作為商埠的香港認同一直存在。只有當中國北伐戰爭之後，中國民族主義日漸受大一統意識支配，香港加入了大量自大陸南來，受五四反帝思想洗禮的知識份子，這種香港認同方受鄙棄，在民族主義支配的歷史書寫中被淹沒。香港身份迷惑的論說，倒反成為主導。
那究竟是香港的中國身份，迷失於殖民主義褓育下的商埠買辦意識？還是香港的商埠認同，迷失於燥進傲慢的大中原民族主義？曾特首，請你加以評說。
殖民政權刻意打造本土認同
不過，雖然半個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中國民族主義，都試圖拯救香港那「迷惑的身份」，想像著救治香港於殖民主義的水深火熱之中。可是，殖民時代建立的香港認同，卻因緣際會，在七十年代被重新復興，因為六七暴動，同時把左派及其愛國主義弄得臭名遠播。
晚期殖民當局，為受左派暴動所撕裂的香港社會，刻意打造『香港歸屬感』，以廉政改革，以社會福利，以消費主義，為不善的殖民管治，重建政權的認授性，也修補在暴動期間，政府和日漸激進化的華人青年一代之間的隔閡。
可是，這場『香港歸屬感』的身份打造工程，卻仍是一種妥協的產物：它既沒有觸動香港既有權力架構的殖民壟斷性質，也沒有為香港的集體認同，注入容讓被殖民者重建其主體性的文化和制度條件。
於是，香港就出現了世界殖民史上一個特有案例：也就是，它的本土認同並非是在被殖民土著的反抗運動中誕生，反而是在殖民政權刻意打造下建立，但其結果卻並非讓這些獲得了本地身份認同的本地人，同時獲得其主體性，反而是令其安於按殖民管治原則所打造的權力架構之下。
港大榮休教授Ackbar Abbas就曾在其專著<香港：文化與消失的政治>中提到，這是一種「給予我們各種身份認同，卻又同時奪去我們的主體性」的「消失的文化」(Culture of Disappearance)。
於是，七十年代這項為香港找尋『香港歸屬感』的工程，結果是一方面承繼大半世紀之前便早己存在的「既崇英，亦向中」的香港身份論述，另一方面，更將香港的集體認同，進一步承托在如浮沙之上的經濟泡沫，以經濟主義、發展主義，打造一個經濟動物的「新香港人」形象，清算、驅趕由五四運動、及中國革命運動所曾給香港帶來的思想啟蒙，及主體性覺醒的影響。
活在八、九十年代經濟泡沫中的香港人，雖然脫掉大英皇民外衣，但卻死抱殖民管治戒律，以安定繁榮為圭臬，就只能建立一種去歷史、絕人文，自我陶醉、自我祝賀，以無根為根，以無知為知，以反智為智，自卑與自大交纏的「大香港主義」作為自我認同。八十年代在大陸人面前趾高氣揚，九十年代受不了六四震盪而方寸大失，耽溺於末世心態，懷戀殖民，直至金融風暴，沙士危機。
給曾特首的另一道歷史考試是：上面所描述的，是「舊香港人」？還是「新香港人」？「國家視野」的採納，是克服上述認同方式的弊病的藥方，還是正是鞏固這種泡沫認同的因素？
香港認同不應對立國家視野
在施政報告中，曾蔭權自承自己乃戰後嬰兒，並形容香港人當初「以一種『揾食』的心態，掙扎求存，在不知不覺間創造了這個奇蹟，有時連我們自己也不太相信這樣偉大的成就」。然而香港人在金融風暴後陷入自我懷疑之中，但如果「用整個國家的視野去看香港」，就會創造另一個奇蹟，因為「國家視野」可以幫助香港人克服「島民心態」。
這番戰後嬰兒的肺腑之言，最是可圈可點。
首先是『不知不覺間』這幾個字，因為這正是晚殖民時期香港泡沫認同計劃當中，「奇蹟主義」戲法的精粹所在------因為夢想「不知不覺」地實現「奇蹟」，「無端端發達」的白日夢，正好是殖民愚民與泡沫弄潮主義雙病並發的表徵。
其次，香港人在金融風暴、沙士危機、七一大遊行中，的確陷入自我懷疑。可是，他們不但懷疑奇蹟是否會再來，也懷疑過去香港為這些「奇蹟」而付出的人文、社會、自然和歷史的代價，是否值得；更懷疑香港是否仍是可以單靠這些「奇蹟」而存活；懷疑香港是否只有靠這些殖民遺留下來的殘缺，主體性不全的「等運到」心態以貢獻國家民族？
再者，一百多年以來，無論是與英人勾結，高呼英皇萬歲的華商，到支持辛亥革命的港人，參加省港大罷工的工人群眾，以致大陸開放改革以來，北上開拓商機的港商，以及為保釣、為北京民運而奔走的香港人，都無時不是用「整個國家的視野去看香港」。也就是說，任何時期我們都找不到曾蔭權所說的甚麼「島民心態」。
將「香港認同」和「國家視野」對立，既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歷史。
如上文所述，身份認同論述的政治運動，是建立歷史主體，讓被論述呼召而動員起來的民心與熱情，能夠感到「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歷史精神，而不是各取所需，胡亂拼貼。
「新香港人」論述聲稱要解決「香港往何處去？」的大問題，就要先說精楚「香港從那處來」。「新香港人」要有認知意義，就得說明與「舊香港人」有甚麼分別。一個歷史科不合格的學生，不代表不可以成為合格的殖民公僕。但要以領導的氣魄，體現開創時代新風的歷史精神，就至少要惡補香港的歷史課。
迴避矛盾無法補足內省精神
香港從不欠缺獨特身份的意識，香港的身份迷失論述，也不是新鮮近事。獨特身份也好，迷失身份也好，關鍵還在分辨，這些身份認同的論述，究竟在解決些甚麼問題。
毋容置疑，回歸十年以來，種種危機和風暴突顯香港存在各式深層次矛盾。歸根結柢，這些矛盾是一個遲來的「解殖」(decolonization)運動，滯後的「現代意識」，超欠的「人民主體性」，和還魂的「殖民／封建」權力綜合症候。
迴避了這些深層次的矛盾，任何關於香港身份認同的「新」修辭，都無法補足香港社會和香港文化缺乏的內省精神，而不免流於蒼白的政治公關和廣告術語。
香港人，無論「新」「舊」，要考慮的正好是：我們希望建設的未來香港，是不是一個歷史意識貧瘠，乾靠「定位」、「走位」、「攝位」、「上位」，等候一個又一個「奇蹟」眷顧的香港？
原載<明報>2007-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