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中國是一個歷久常新的東西，說它是東西，別有意思，因為它有時是一個課題，有時是一段被操弄的回憶，甚至成為文化商品。
yaupanda在＜令中國人蒙羞的「文革主題餐廳」＞一文中，批評有人拿「國恥」作消費對象，我想，這作為感情的抒發尚可，但作為了解「文革」在當代中國的意義，卻似有失諸簡化，特別是中國大陸的官方及人民，對文革並不是沒有反思，只是，卻有一種特別的「國情」中反思，你可以說未合乎你某些標準（例如德國人對二次大戰屠殺猶太人的反思），但是，卻不能當作沒有；這裡容我來說一點「國情」，說一下文革後的「文革」。
文革後的「文革」
文革後，如何評價文革成為重要的議題；1981年，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起草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文化大革命」定性，大意有幾點，包括毛澤東的左傾錯誤觀點，四人幫的罪行，文革脫離群眾，只有破壞，沒有帶來革命進步等等，而毛澤東本人，亦由此（加上文革前的大躍進）得到所謂「三分過，七分功」的評價。
但是，自此以後，知識份子難以再在政治或學術論述層面作不同於官方的文革反思，例如，即使是在大學裡以有別於官方的角度研究文革，也不被鼓勵，甚至被阻止。
可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知識份子仍以其他方式敘述，大量的傷痕文學控訴即為例子（朦朧詩亦可以說是另一種），記憶中，唸大學時，香港比較多人注意的是余華的《芙蓉鎮》，謝晉也拍成電影，這些反思，多對毛澤東的批評很隱晦，四人幫（或其他表人物）成為重要批判對象，我記得，當時亦有人提出，知識份子透過傷痕文學，除了是一種治療外，亦為自己脫罪，因為在這些文學作品裡，他們都是受害者，卻與加害者無關。
文革與青春
有人認為，文革的經驗，以至官方對文革的評價，造成官方對群眾運動的極度恐懼，特別是曾被打倒的老幹部，包括多次起落的鄧小平，八九年的六四鎮壓，有人亦作這樣的詮釋（詳情可看Carma Hinton的紀錄片《天安門》 ）。
九十年代開始，對文革的回憶，又有了新的變化，經濟改革帶來的腐敗現象，有人以「懷緬」毛澤東的方式對現實作出嘲諷，同時，亦出現了對文革不一樣的懷緬，著名的例子可看九十年代中姜文執導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原為王朔小說《動物凶猛》），文革被呈現為青春少年時的躁動及幻想，那段記憶不再是傷痕處處，電影的流行，以及毛澤東熱，正如戴錦華所說，將政治禁忌與傷痕轉化成文化時尚。
筆者以為，文革主題餐廳，其實是持續的文革商品化的一種產物，你當然可以說是某些人不再認真思考歷史，但是，這種「不認真」，既有逃避官方控制詮釋的背景，亦是厭倦了八十年代知識份子式的回憶，而新的文化精英（甚至是經濟精英）要對文革記憶作不一樣反叛；事實上，從個人經歷上，文革固然是傷痕處處，特別是對知識份子，但也不是只有苦難，而記憶卻永遠是當下的營造，商品式的消費，當然是其中之一。
往事並不如煙
九十年代末開始，出現了不少反右及文革書籍，香港人較熟悉的章詒和作品《往事並不如煙》（港版為「最後的貴族」），其實在之前已有不少反右或文革期間知識份子作品，例如反右時被鬥倒直到文革時自殺的儲安平，文革時批評中共血統論的遇羅克；這個文化界現象頗堪玩味，當我們的領導人日益年輕時，那些被回憶的知識份子甚至是作者（章詒和便是一位六十多歲的人了），卻是越來越有資歷了，控訴政權在當年的作為。
新一輪對「政治禁忌」的回憶，藉著官方又一輪的查禁，又成為自由派的其中一支，例如《往事並不如煙》中被打成右派的章伯鈞、羅隆基與儲安平，均是具有西方自由主義傾向的民主黨派人物，這本身便很有當今意義。
賀桂梅曾對1998年以來的反右書籍作出評論，她指出這些書籍固然是回應現實，但那種以「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受難史」來審判歷史以至當下，是否回避了更複雜的歷史經驗？文革該如何回憶，似乎不只是過去有甚麼意義，還涉及當下有甚麼意義。
香港文革的記憶，遠沒有中國大陸文化界如此熱情，更不會成為商品，連被稱為第六代導演的賈章柯仍然在其電影《站台》中回憶文革，可見，中國大陸對文革記憶的深度及廣度，肯定不是我們那仍然源於冷戰印象中的「文革」記憶所能比擬，我想，我們有需要對那政治化的六十年代，有更深更批判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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