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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成因:當陌生的暴民遇上主流的論述

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清晨,反世貿的示威者終於與香港的警察爆發衝突。這段衝突吸引了各大傳媒的注目,並成為了近幾日討論的焦點。縱觀各大傳媒的報道,大都將事件以戲劇化的方式展現,把一次立體的抗爭簡化成濫情而缺乏深度的「漫長的一夜」。他們無一不採批評的態度,單方面指摘示威者是暴民。暴力、衝突、混亂才是傳媒所要突顯的東西。至於何謂世貿、為何示威這類求真者必問的大問題,早已被追求視覺震撼的傳媒消音了。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反世貿的示威者是陌生者,是沒有面孔的一群。當南韓農民和平地跳海、叩拜與跳舞的時候,我們會說他像大長今。當他訴諸於比較激烈的抗爭,我們不當他們是有意見、有訴求的人,只是視他們為「韓國特色」,並將我們對韓國人的固有印象投射在他們的面孔之上。反對世貿的抗爭者,對我們來說太過遙遠,是以我們只能加強對他們的想像,而不能增進對他們的認識。

虛假的距離感與殘忍的電擊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米爾格爾(Stanley
Milgram
)因其惡名詔彰的電擊實驗而聞名於世。可是世人卻往往囿於對此實驗的道德爭議,而忽視了當中的教訓。在這項實驗中,米氏對他的義工表示他們會進行一項有意義的實驗,而那義工就是這項實驗的副手。義工將會按指示對一位虛擬的實驗對象進行電擊,而電擊的強度亦會不斷地增加,(事實上,義工操作的儀器並不會製造電擊,而那實驗對象其實是在做戲。)米氏想知道那些義工會在何時因他人的受苦感到不安,從而拒絕合作。

此實驗令人震驚的地方是:大部分的義工都會對實驗對象施以最強的電擊而面不改容,而在米氏的觀察中,當義工與實驗對象有面對面的機會時,他們在進行電擊時尚會感到猶豫。可是,當實驗對象從他們的視野消失後,這份惻隱之心亦蕩然無存,實驗對象的悽厲叫聲亦不能使他們免於冷酷無情。(當然,那些哀號其實是錄音而己。)距離感使我們失去了同情之心,教我們不能夠將不在現場的人看為有血有肉的人。

波蘭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
)將這項發現與納粹屠殺猶太人扯上關係。距離感是奧辛維茲的其中一項先決條件。現代社會的工具理性,以及隨之而來的科層化及專業化,均有助於距離感的營造。殺人的過程,給拆散成為一件件瑣碎的工序,試問負責運載猶太人的火車司機,或是在辦公室處理文件的公務員,又怎會想到自己的雙手早已沾滿鮮血?而專業的工作態度,又教我們只能看到某某計劃的技術枝節而看不到它深遠的影響。鮑曼指出這些仍然是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徵,是以類似納粹黨的暴行,仍然會對當代人構成威脅。

事實上,世貿以及其背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也是這種製造距離感的過程。全球化不是世界不同,全球化也不是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e),它絕對不是促進世界各方人士互相了解的趨勢。反之,它透過越洋的經濟活動,透過增加了的物理距離,把種種剝削行為模糊化。當受欺壓的是本國本城的弱勢社群,我們還會得串連起來一起鬥爭。如今壓迫的對象已換了是巴基斯坦的童工,可是巴基斯坦究竟在哪裡?

當受苦的是在地球的另一邊的人,我們會傾向把他們淡忘。也許我們正是剝削貧民的吸血鬼,但距離已誠然擔當了我們的憂患、洗清了我們一切的罪孽,我們只能看到自己的需要,或是一大的經濟數據,卻對有血有肉的人實在的痛苦置若罔聞。無怪乎一些尊貴的經濟學家,可以無情而理直氣壯地說某些貧民不值同情。

世貿人士赴港示威,乃是對香港人良心的挑戰。我們當然可以選擇呆在電視機前看著報紙,繼續沉溺在對他者的虛幻想像,繼續迷信著那從未驗證過的新自由主義教條,但是,大家亦可以像筆者的一些朋友那樣,親自的走到示威者的中間,與他們一起感受,一起呼吸。我們可以否定示威者的激烈手段,卻不能否認他們是人,不能為擁抱數字式教條而否定眼前那活生生的人。我們需要以同情性的理解(Verstehen)去了解他們的苦況,並為他們面對的困境而發聲。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防止納粹悲劇的再現。筆者的朋友已為了人類的幸福作出貢獻,縱然他們未必知道。

多元激發生命,主流引向死亡

可是,距離感對良心的麻痺,卻不是米爾格爾實驗的最重要發現。在上文所描述的實驗中,發施號令的只有一位研究人員。米氏發現如果實驗有兩位意見不同的研究人員帶領實驗,那參與的義工便會很快的拒絕合作。這裡有一個明確的信息:單元的權威埋沒良心,多元的意見卻能避免暴行的發生。

這現象背後的原理,倒不是十分複雜。當社會只有單一的意見,單一的權威,我們便不會懂得作出挑戰,那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嗎?若是如此,我們又怎會提出另外的意見?若果這唯一的權威帶領我們走向滅亡,我們就會像聽了魔笛的孩童那般,傻呼呼的向著地獄的方向走,在唯一的權威面前,個人的良心及理性,均只是必需摒棄的偏差,並不能為社會帶來改變。

可是,多元化的意見,卻能教我們知道很可能會有另一種的可能性。我們不一定一定要認同另類的思想,可是另類的存在卻迫使我們必需從新的角度討論,從而拓闊我們的視野,多元化製造了反抗的可能。權威可能是錯的,我有憑良心及理性講說話的權利。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理論上我們可以享受多元所帶來的好處,可是,我們卻不斷摧毀著這種難能可貴的優勢,容讓單一的意見壟斷香港的言論空間,當所有的傳媒都一面倒的排斥示威者,當所有的輿論都不約而同的站在當權者的一邊,咱們的言論自由不就是形同虛設嗎?我們不用懼怕獨裁者,因為我們在還有自由的時候,已心甘情願成為主流意見的奴!

反世貿示威者的臨在,是上帝對香港市民的眷顧。當親資本主義的中產主流論述侵佔整個言論空間之際,示威者讓我們看到:原來我根深蒂固的信念,絕對不是自有永有的!示威者教曉我們該如何看世界,衝擊著香港人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中環價值」。

就讓我們珍惜示威者送給我們的禮物,不要讓他們被主流媒體消音,我們要讓香港人聽到他們的故事。我們要批判《東方》《太陽》一貫的失實煽情,要批判《蘋果》對新自由主義的偶像崇拜,批判《星島》對建制的盲目抬舉,批判《明報》的形持平而實保守、批判電視台對暴力鏡頭的迷戀、批判電台不經大腦的報道評論。我們需要更多的聲音,需要更多的不同意見,不要讓當權者及主流意見佔據公共空間,別讓暴政透過意見的單一化而悄悄上台。

反世貿的示威者可能太過激動,可是他們並不是(至少並不只是)暴民。他們給我們留下寶貴的財富,為人類社會免受奴役付出過不少血汗。

有智慧的香港市民,要保持清醒!有良心的市民們,快來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