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香港政黨政治之困局，不少人都曾指出香港的政黨缺乏足夠的政策研究。這個看法已被提出多年，逐漸的由真知灼見退化為陳腔濫調。前陣子筆者觀看政治舞台劇《西九龍皇帝》，在落幕前演員竟「畫出仔畫出腸」地說出「政黨要多作政策研究」，實在悶得要命！
在今年的九月廿三日，劉細良先生在《明報》論壇版中發表了相反的論調，劉氏認為當代的政治運作已改為講形象、講包裝，民主黨近日所做的政策研究，已是來得太遲。
政策研究不是明日黃花
根據劉氏的說法，香港的政黨應該將資源放在其品牌之上，並摒棄以政策研究救黨的迷思。可是，這種評論稱得上是公允嗎？
英國在近幾十年的政治變化，是劉氏立論的基礎之一。按劉氏的見解，近年貝理雅工黨政府之所以能三度連任，與其政黨的研究工作並無關連，英國在經歷過戴卓爾夫人在八十年代的領導後，戴卓爾主義已成為英國政壇的名牌。貝理雅的成功，在於他能夠將戴卓爾主義的招牌據為己有。
筆者並不否定政治品牌逐漸吃重的大趨勢。可是，劉氏卻忽略了政治品牌並不是靠做秀打造出來的。戴卓爾主義的背後，其實充滿了學問。這些學問未必是由保守黨自己研究出來的，卻是不少知識份子的心血結晶，比如說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以及經濟學界的貨幣供應理論，均是戴卓爾主義的重覆支柱，戴卓爾主義不只是一個漂亮的品牌，它本身是有深厚的理論基礎。
貝理雅固然是一位懂得包裝自己的政客，可是他也不只是個中看的品牌。吉登斯（A. Gidens）的「第三條路」理論，為工黨的執政提供了理論上的基礎，也許我們並不認同第三條路是工黨該走的路線，我們卻要懷疑貝理雅「盜用」戴卓爾招牌的簡化講法。
有一點我們不應忘記：單靠聲勢浩大的宣傳，並不能塑造一個成功的品牌。一中看不中用的政治品牌可以贏得一次大選，可是其乏善足陳的政績不能帶來接二連三的勝利。一個長期成功的品牌，背後必需要有一個實效的穩固基礎。戴卓爾主義如是、第三條路也如是。
政策研究忽變陳腔濫調
可是，縱然政策研究有其重要性，將之視為政黨問題的萬靈丹，卻會使它成為一種陳腔濫調。我們還需要問一個問題：究竟政黨需要哪一種政策研究？
我們也許要先搞清楚政治家與技術官僚的分別。政治家的視野是倛闊的，他的責任在於指出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然後指示行政機關達成其目標。而技術官僚的目光，則只是放在某一時空中的某一小事，然後思量該以何種技術解決這有限時空中的問題。
很明顯，公眾對政治人物的要求，是希望他們能夠成為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誠然，公眾並不希望政治人物流於形而上的空談，而希望他們能腳踏實地的就切身的議題提供答案。可是，公眾也不希望政治人物在技術性的問題上糾纏，公眾不是技術人員，他們並不知道某某法例某章某條的法理依據，亦不會有興趣知道。政治人物若太注重枝節，只會增加與選民的疏離感，令公眾倒盡胃口。
比如說，第三條路的理論正是一個成功的政策研究成果。這理論並沒有迷失於技術上的枝節：它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改革醫療制度，也沒有告訴我們該如何以工代賬。可是，它又能告訴大眾社會的大趨勢，並指出在當代處境下社會當走的大方向。它告訴我們當代正是一個風險社會，是以一方面福利國家有必要維持，也有必要改革。
香港政黨的困境，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其缺乏有遠象的系統理論支持。香港的政黨不是沒有政策研究，可是其內容卻迷失於技術上的枝節，是以民主黨與民建聯的政策報告，看上去可以沒有甚麼差別。另一方面，它們的指導思想卻流於空洞與抽象。比如它們以維護民主建設和諧社會作為黨的方向，可是這些卻是假大空的口號而已。究竟我們要怎樣的民主，如何促進和諧？筆者相信香港的政黨並不懂回答。
總結
縱然政治品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香港的政黨並不應該放棄政策研究的努力。成功的政治品牌的背後，必有成功的政策研究。可是，香港的政黨必須調整他們的策略，假大空的宏大敍事，政治口號，與流於瑣碎的技術文章均不適宜。香港的政黨需要有縱觀全局的氣魄，需要有指出社會大方向的整全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