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對面有一道斜坡，坡上叢林中住了幾條狗，黃色的、黑色的，可能是一個家庭，可能是哥兒伙伴。平日，牠們留在山上，下班時分，眾人在坡下等過馬路，若不抬頭細看，也未必看到幾條爬動的身影；一次，上教會的時候，我見到其中一條黃狗在行人道上快步走過。其時為周日清晨，行人稀少，想來是他下山覓食的寶貴時光；我不敢打擾，只遙遙站著，目送牠清癯的身影遠去。
另一次，一個平凡的晚上，我看見一個中年男人，手握竹杖，踏著引水用的石梯，領著群狗往山上走。狗很有秩序地，一條跟一條地走在後面，像小學生排隊進課室，隱沒於無光的山頭中。
後來，山坡上的叢林剷平了，變成人工移植的淺薄的草坪。某個周末，我到圖書館借書，見到一黃一黑兩條狗在山坡上往上爬，身軀完全暴露在太陽底下與路人眼中。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這些鄰居的身影；之後，牠們不見了，可能搬到另一個能藏身之處，可能被漁護署抓了，用索頸的粗麻繩，往他們的頭上套，一收，再塞進豬籠似的鐵籠中。我不敢追究，因為自知幫不上忙：我沒有到漁護署刦法場的本事，即使有，事後也沒有地方收容牠們。我對自己說，那個男人可能是狗們的飼主，只是叢林既已消失，他也就不讓狗們自由走動。夜裡，家中的貓早已熟睡，窗外偶爾仍傳來狗吠聲，像一切生命在憤怒惶恐時，所發出的那種聲音。
這些事，並不罕見。我城從來都是這樣對待鄰舍的。我家對面的九華徑山坡、利東街、牛頭角下邨、官塘、菜園村，都是如此。
城市發展的烈車，一直都向前邁進，也一直把追不上的人和事拋出車外。屋邨辦館變成連瑣便利店、茶餐廳變成連瑣快餐店、街市變成超級場……這些，於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然而這幾年，各種收購、壟斷、官商勾結，規模愈來愈大，由暗渡陳倉到明目張膽，竟愈來愈使人感到驚訝。發展烈車上的乘客，只餘下財團、商家、政客，小市民勞苦一生，卻被拋諸腦後。這些，已有許多人說過了。我想說的是：人猶如此，獸復何言。
是的。每次經過牛頭角下邨，我都不敢四處張望；那些在地盤動工後即流離失所的貓街坊，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我城的冷漠與自己的無能。牛下如今已十室九空，早一陣子義工竟發現有住戶把三隻貓留在空置單位內，就此搬走了。義工把三隻貓救出，安置在收容中心，其中一隻當晚就跳窗跑了，至今不知所終。這隻貓縱身一跳時，心裡在想甚麼﹖希望尋回家人﹖回到牛下這個故鄉﹖貓並不知道，等待著牠的，是推土機與剷泥車碾成的命運。同樣，官涌某個快遭清拆的街市，租戶都走了，卻偏偏剩下幾隻成貓。義工倒數著日子，每天在網絡上發放消息，貼了又貼；從照片中看來，一隻三色，一隻灰白色的成貓，依舊在街市的水喉處飲水，或是蹲在牠們熟悉的檔位櫃檯上。幸運的話，牠們會得到人類主人收留——因為，在這個城市，動物只有成為寵物，才可以合法居留——否則，也只能默默地，看著巢破家傾。
我們當然可以指責這些飼主：養動物是一生一世的事，豈可遺棄﹖然而，我們也知道，受重建影響而獲「上樓」安排的居民，上的是那些不准養貓養狗的公屋單位，連種花的窗台都沒有；遷離傳統街市的租戶，可能已沒法繼續小生意，或是被迫搬進光明潔淨、富麗堂皇的大商場中，人坐下來，就得付錢給咖啡廳，遑論容讓動物活動的空間。於是居民或租戶似乎是迫於無奈地把貓們留下來了。我想起何喜華淚盈於睫地說過：「窮人踐踏窮人，是最可悲的。」弱勢市民踐踏更弱勢的動物，同樣也是可悲的。
菜園村裡的人與鳥獸將要面對同一命運：這個住了世世代代的家，快要遷拆了。木瓜樹變成電燈柱，菜田變成石屎廠房，天空將佈滿電纜，鳥聲蓋不過馬達聲。菜園村居民「上」的「樓」，想來也是無法讓人再也看不到天空與土地。那頭每天路過的唐狗、那隻每早報時的鳥，那曾經讓人坐在下面納涼的樹，將會消失於居民的生命中。而動物，只能留在當地；牠們將逐日逐日地感受點滴變化：每天碰面的伯伯不見了；廚房的炊煙不再，屋後也沒剩餘的食物供他們裹腹。小河流被填平；草叢裡的窩竇無端消失。然後，本來自由出入的家悄悄地圍上鐵絲網，工程開始了，起重機轟隆隆地開進來；牠們當中，能鑽出圍城的，就四處流竄，成為難民；不然，只得留在當地，等待死亡。
故鄉可以消失，人卻不會，動物也不會因此滅絕，只是活得更艱難而已。他們和牠們，需要的不是賠償或收容，而是一份安身立命的尊嚴。如果金錢與一個公屋單位並不能換取人類對家的眷戀，那麼，要怎樣才能形容這個城市對動物鄰舍的涼薄呢﹖
(原刊於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