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開左個波，一個睇黎冇咩人會接的波。拖到而家才有貨，希望有人接下去。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giorgio agamben）
舊書一本，一本其實不看得很懂的書。跡近今天已被談論得令人不敢胡亂引用的foucualt，阿岡本實在是一個奇人。本身學文學、學修辭學的他，幾本著作下來，撞上九一一及關塔那摩監獄等事件，開始論著主權、身體、戰爭等主題，轉眼成為至潮學問。若要理論一點地評論布殊對阿富汗和拉登的所作所為，阿岡本已成為了幾乎無法繞過的作者。
問題的起點源於一些觀察。現代聲稱民主自由的政體，無不以保障人身自由作為其支柱原則或口號；然而，不僅從古希臘的政治學根源開始，「身體」、生物意義的「生命」等概念，根本就並不是政治學的論述對象；但眨眼間到foucualt講的維多利亞時代、二戰間的毒氣室等，身體已成為最高層次最強力的操控對象。這批看似難以圓滿解釋的歷史現象，既是阿岡本的問題出發點，輔以法哲學史、各種民族學社會學禁忌、狼人、犧牲的材料，阿岡本便炮製出其吊𧦠的命題： homo sacer，既是神聖復被咀咒的人。
捍住聯三天十多人被警察以各種手段威嚇及拘捕，利東街十月初十五人因抗議市建局拆樓而被捕一事，與及隨後的扣留搜身等情況，好學唔學，主權與身體這個命題，香港亦終於與國際接軌了。
《被治理者的政治》 （帕薩·查特傑）
後殖民的政治怎樣的政治？如何從非後殖民的政治中區別出來？殖民時期的關鍵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即被殖民的地區是否附合某種以歐洲經驗來定義的「現代」，或如何追趕這種「現代」等等。對這種獨尊的現代性的追趕，肯定仍然在後殖民的政治中出現，但以查特傑的說法，後殖民的關鍵政治問題，是一個關於民主的問題。意思就是，在一個有條件不以歐美的標準量度自己的時空裡，進步的政治就是爭取某種後殖民的民主狀態。
政治學ABC告訴我們，公民社會是政府以外的社會空間，歷史淵源是法國十八世紀末那些發了財而想進一步在社會上獲取政治權力的中產階級。關於公民社會的理論，並不是絕對的形而上，而是有一個特定的歷史原型。查特傑提問：對於許多經歷過解殖過程的亞洲國家，「公民社會」這個概念及其引申的框架，能幫助我們思考或促進社會運動或進步的政治嗎？作者提出有別於政府、公民社會的「政治社會」，性質上是一個如齊澤克分析裡的「法人」的概念，即一個回溯性的概念虛構，是否適切或合用可以慢慢討論，但這個提法所建基的分析和觀察，足叫我們進一步思索和操作了。
《去帝國》（陳光興）
讀《去帝國》，當中的大分析總容易惹人挑剔——會否過於籠統大而無當？另一方面，書裡的分析方法或許也顯示文化研究的五花百門，如果不是雜亂無章——究竟是否足以引申出具規範意義的結論，基礎又是甚麼？然而，無論如何，陳光興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希望亞洲不少國家既然都經有殖民及冷戰圍攻的經歷，今天想出去一條獨立自主，有主體有尊嚴的路，是否還需要求諸輸入西方理論？一個國家的經驗如果仍失諸證不立，不同國家的經驗互相參照，互相提供基礎及限定條件又有冇得諗？提出了的看法當然不一定合聽，合不合聽也許亦不是最重要，因為這表示了一種嘗試的志向，全面介入清算歷史的志向。由此引發的討論，才是前殖民地重新做人的起點。
或者是不當的類比：歷盡各種理論洗禮，董啟章都已嘗試整理自身及我城的經歷，編織成他的「自然史」三部曲，為這城市提出了某種觀點，在文化研究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等領域，何時才會有進步學者有足夠氣魄提寫出一部類似的東西？
《on populist reason 》（ernesto laclau）
零七年暑假後，嶺南文化研究系許寶強的一篇文章《民粹政治與犬儒文化》，提出回歸十年最重要文化政治現象是「犬儒文化」及「民粹主義」，激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辯論。而其中最重要的爭論，便來自於對拉克勞零五年出版的《on populist reason》的理解。拉克勞進行了一項很有意思的嘗試：耐性和細心地描述一個操作上必需要含糊和粗疏的概念——民粹主義。作者認為，民粹主義有如法西斯主義及納粹大屠殺一樣，經常被假定為理性所不能捕捉的東西——而這經常是與對之的徹底否定及拒絕同時出現，無論發言者屬左屬右。不去深究民粹主義的「民」的構成組合及機制，而直接跳到對之的批評，拉克勞認為歸根究底是對政治的一種通盤拒絕，而結果就是把組織和召喚人民的知識，完整的讓給主導的政治力量。不求甚解的常識裡，民粹主義總被認為是一種極端的政治形式，拉克勞以一整本二百多頁的著作嘗試說明的，是民粹的邏輯和機制，基本上存在於任何的社群政治中。換句話講，就是政治的核心。
至於民粹主義即是甚麼，當然這樣的介紹編幅中難以清楚表達，自己找來讀吧。但不免可惜的是，上述那場辯論的根源：即回歸十年最重的文化問題是甚麼，在煞有介事的一輪解經練習中，像不慎墮馬被遺在路邊。
《管治香港——政務官與良好管治的建立》（曾銳生）
政務官系統對香港歷史及社會發展的影響，理應有太多能精確切中今天香港後殖民情狀的謎題。然而曾銳生這本著作，就出人意外地把政務官（六十年代的稱呼是「官學生」cadet）系統視為一個有機的生命體，或者說是一間不斷自我完善的百年老店的故事。在這種史觀裡，具重要性或決定性的，只是個別港督或高級官員的意志或個人特質，再往上堆就是一種不加思索地追捧的「團隊精神」及「文化」。香港社會、香港人等的因素是失踪的。
不斷強調政務官系統的團隊精神及共同文化，本書最多能嘗試闡釋一種相當個別的「良好管治」的意思，而不是證明香港的政務官真的能做到良好的管治，更遑論證明香港的管治確實說得上是良好。 政務官於香港的關係如此深切，其公共意義經作者的加工炮製，貧乏得令人咋舌。奇書一本當之無愧。
《在黑夜的死寂中歌唱》（黑鳥）
法西斯的特徵，並不是限制個人的自由，而是令你在縛手縛腳的情況下仍忘情高呼我很自由。這個原型放在甚麼地方都歷久常新，然而在二三十年前及今天的香港兩者之間，區別還是值得細心判斷的。這也是我們在籌劃獨媒三周年活動是，希望連結不同形式的獨媒的背景：因為獨立出版、獨立小媒體並不是甚麼新事，甚麼年代都有而甚麼年代也許都有其如簽名般獨特條件限制甚至打壓。當時反複在讀的，便是黑鳥的書。
黑鳥是一隊出唱片也要解釋自己物料和設計的選擇的樂隊，雖然相信藝術實踐的改變力量，卻明言藝術只是他們表達的一種手段——重點還是訊息內容。一舉一動都是判斷，而判斷又需以分析為基礎。黑鳥未必能對今天搞獨立媒體的人提供甚麼答案，但卻老早設下了一些可以不認同但卻不能無視的規尺。獨立音樂也許本就應該具備這種精神，世界已經那麼吵，沒甚麼特別話要說的人世界也不欠哪一把聲音，這種話或者已經老套得沒甚麼重覆的需要。我想黑鳥卻是因為這種特質，在全世界蠃得的友誼和支援和了解，大概不比在香港少。怎能令人釋懷。
《愔齌書話》（陳智德）
陳生固然是我們的偶像級人物，不懂文學的一班小輩，多少次在皇后碼頭聽到陳生高呼「市場，去死吧！」的時候，震撼得手足無措。可能只是在我們這班目不識丁的小輩裡，對陳生的認識才會停留在一個經常在讀詩時都會掮著公事包，沉默但激情的詩人，其實他的另一重身份（或至少不懂詩歌的我來說更重要的一重身份）便是一位香港文學史研究者。《愔齌書話》收集了他多年來關於讀書和藏書的文章，被近年各老區的社區和天星皇后保衛運動挑起了解自己和我城的過去的神經，《愔齋書話》讀來津津有味，自然不在話下。
這書雖然成書於零六年年底，結集的卻是作者九十年代至今的文章。如果當時文章讀來還隱隱透著一種類似荷戟獨彷徨的孤獨悲壯，如陳生於〈前記〉所說：「香港文學那末靜寂無聲，即有怒憤而不喧囂，追尋觀念空間而自已卻堆疊於凌亂、暗晦，書頁翻動時影影綽綽如有魑魅，如此美麗而又惶惑不安」，這年多以來陳生的文章，溫文博學當然是有增無減，感竟有點不同了，與今天很多人有意開拓的向前望的歷史感或者有關，惟確實是怎樣的不同我當然無以說清楚。實情是斗膽寫陳生的書，我手都震晒。
真係諗唔起還有甚麼人可以接下去，亂嗡吧，但望不會全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