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中大學生會的捍衛理想小組投來鴻文，這陣子大家看天星皇后重建規劃的文章看得多，但別看漏這一篇哩。
前言
零五年初，《中大學生報》揭露，校方將大幅增收非本地自費生，並要求各學系把核心課程轉為英語授課，引起公憤，近千師生校友聯署反對(1)。在輿論壓力下，校方成立雙語政策委員會，重新檢視教學語言的路向，花了十八個月，炮製出一份諮詢稿，面世不久，大受非議，曾榮光教授先後撰寫《重認中大的歷史與教育理念》和《認識雙語政策的理論取態》，反駁批評，我們借此機會回應，盼道理越辯越明。
「第三出路」的動態分析
曾教授在《重》，徵引大量錢穆和唐君毅先生的話，指出中文大學的「中文」有三重含意：中文、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其中尤以『中國文化之傳承與發展』至為著重」。他認為，諮詢稿透過優化雙語教育，重新確認中大種種創校使命。在《認》，曾教授透露其理論取態，直言在「多元文化主義」、「多元群體」「全球資訊經濟」和「網絡社會」中，建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資本」，至為重要，而中大雙語並重，正好發揮「協作性充權」的作用，使學生的「人力、文化資本」得以累積，中國和中國文化有更好的發展。遺憾的是，這種單純的表態，只說明目前雙語政策的重要性，而未曾證立諮詢稿提出的「優化」建議——這才是問題所在。
需知道，「優化」至少有三個步驟：對現實處境的深入剖析，確認難題，再提出解決方案。那我們面對甚麼處境？委員會竟然不研究，但稍為關心社會的人，都不會反對，在香港，甚至國內，人們普遍認為英文比中文（母語）更有用，更重要，更值得學習，而且情況有增無減。是故，哲學系關子尹教授才擔心英語教育朝向「模擬母語」，而非「優質外語」的定位；又擔心漢語於學術上淪為「對象語言」，喪失「操作語言」的地位(2)。借用曾教授的術語，我們最大的危機——委員會竟然不研究——其實是「壓制性的權力」完全蓋過「協作性的權力」，意思是：大學中人在現時機制下，為了得到褒獎、資助和認同，一窩蜂地按照歐美的學術遊戲規則 （包括語言），投放人力物力，從事以西方世界為本位的研究，「協作」變成替人家作嫁衣裳，又因為知識的產權牢牢握在人家手中，結果，在「全球資訊經濟」——以跨國企業最大利益為依歸——中喪失了基於母語的主體性、認同感、身分特徵和發展可能，長期淪為英美的學術和文化附庸。
當然，曾教授會提議走Canagarajah所提出的「第三出路」，即「避免傳統極端的斷然排拒英語為語言帝國主義或全盤接受它的效益；……而是根據自身的傳統與需要採取一種『擷取』appropriation的取態。」但現實與純理論(主觀取態)有很大出入，當中的「自身傳統與需要」，其實會因為「學好英文先於一切」及「能操英語勝人一籌」的實用主義者心態——政府和商界天天鼓吹——越來越強大，不停被架空、偷換和扭曲，就像中大一樣，說一套做一套；同時，英文的重要性，一直產生滾雪球效應，使得學中文越來越划不來，學院中人就算按「自身需要」去「擷取」，都不會例外，這種「只需要英文」的失衡現象，又會受不甘後人的群眾心理所推動而擴散至社會，再反過來強化大學高層重英抑中的執念，造成惡性循環，最終，「第三出路」空有口號，實質上，全盤屈從或盲從於英語的獨大。曾教授要說得通，須提出破解此困局之道。
諮詢稿的「阿奇里斯足踵」（Achilles heel）——致命的弱點 (3)
以諮詢稿為例，它便是在「第三出路」的幌子下，進一步把中文作育邊緣化。首先，第7.5條規定，授課語言須按學科性質來決定，不少論者已批評，它剝奪老師的教學自主權，並造成普世性學科當道，英文課程成主流的後果；此外，它又增強主流社會「中文是次等」的偏見，使所謂普世性的學科知識，更不可能在漢語世界中發揚光大。(4)(5)
但論殺傷力，第7.8及7.9條更大，二者把備受批評的「核心課程英語化」政策保留，並擴充為要求各學系，但凡招收只諳普通話或英語的學生，須提供足夠科目，是他們聽得懂的，好讓其有效修學畢業。另外，通識課程內每個範疇，亦須為他們開設足夠的英語課。基於「區域教育樞紐」成為政府的施政方向，各學系難免招收非本地生，若受此限，大部分課程將轉為英語授課——非本地生的首選，中文的地位不再，傳統破滅，中大淪為另一所港大，「背離了錢先生的辦學理想」，便是這個意思。
有人問，就算招收非本地生，要確保他們有效修學畢業，也毋須這樣做，比方，為他們提供足夠的語文訓練和配套，同樣可解決問題，為何要一面倒向英文傾斜，扼殺漢語作育及其長遠發展的空間？
校方解釋，離不開英文是強勢的國際語言，無論搞研究，抑或畢業後投身社會，英文良好都是成功的先決條件，所以，營造一種英文為主的語言環境，促使本地生和非本地生交流，對他們的英語及至前途都大有幫助。但根據諮詢稿第5.5條，中大畢業生的語文水平，名列香港前茅，證明現時的雙語政策行之有效，那我們為何非來一次範式轉移不可，硬要英文取代中文的主要授課語言地位？就算如某些委員所言，本地學生整體的英語水平大降，這個因教育部門無能而造成的惡果，是不是要由大學來負糾正之全責？這樣做有何代價？大學主要的功能是甚麼？語文學習、職業訓練，抑或其他？這些問題，關乎對大學的理解。
大學，是為了謀求個人和人類的幸福而存在，幸福，則要求獨立意志的體現，故大學的首要工作，是提升學生以至整個社會的思考能力，而非競爭力。教育行政及政策學系的蔡寶瓊教授指出：「用英文教書做成的疏離感，完全無助學生發展一個獨立批判的思考。」(6)。關子尹和周保松教授亦有相同見解。所以，就算「課程英語化」有效改善學生的英文——這其實是個疑問——它對學生在知識、人格及文化教育方面所產生的不良影響，我們都要深入探討和考量，但網羅全校精英的委員會，縱使有充足時間，並沒有這樣做，還在欠明晰理念(曾教授的觀點是後補的，且屬個人意見)、欠研究方法、欠嚴謹論證的情況下，提出有歪常理的建議——根據《策略計劃》和新書院諮詢(7)的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諮詢稿和終定稿大同小異——說是「優化」，其實是摒棄目前雙語並重的政策，這到底是集體懶惰，抑或有隱藏議程(hidden agenda)之故？
正如《哭中大》分析，「國際化」政策是幌子，校方甘冒法律風險，不惜扭曲弁言，也要推行英語化，最大因由是要成為「區域教育樞紐」的贏家，搶奪龐大非本地生（國內學生）的市場。而這些外來生，願意付大筆學費赴港唸廣東話或普通話的課，畢竟有限。為了加強對「顧客」的吸引力（競爭力），和香港其他「國際化」大學看齊，中大自然要捨中文之「短」取英文之「長」。對此，《中大學生報》特刊和《獨立媒體》(8)已有詳盡剖析，不贅。總之，在教育商品化的思潮下，中大(和其他大學)已淪為知識工廠，孜孜運用企業管理的模式，把產品(學生和學術)的市場價值——能否為學校爭光或帶來更多資源——極大化，並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9)。曾榮光教授曾痛陳「表現主義」對本港中學教育之害(10)，諷刺的是，其批評一樣適合我們大學。
本港母語教育的命運繫於中大
在高等教育發展史中，中大早在數十年前，已不遺餘力，推動母語教學，並身體力行，一直起著示範作用，增強市民對漢語作育的信心。在這種歷史和文化背景下，中大為了吸引更多崇尚英語教學的非本地生，賺取更多收入，全力推行英語化，用行動進一步貶抑中文的社會地位，校方便不能不老老實實向公眾交代，讓大家認清楚莘莘學子唸中文學校的代價，以免因為中大的虛假形像，低估上大學後轉換教學語言所遇到的困難。
有分析認為，隨著中國國力日盛，漢語早晚會國際化，那時，以語言劃分的世界權力版圖，便有另一番景象，所以，培訓人才，促進其經濟發展，才是當務之急，而首先要做的便是學好我們的英文，和先進世界接軌。但不可不知，經濟上的成就，對一種語言的推廣，有很大局限，會集中於物質生活層次，主要是量的增加，而非質的提升。若任由市場力量所驅策和帶動，中文會錯失發展時機，充其量變成地球村的熱門方言，用於商業活動尚可，要具有英文的優越性和權威性，對人類文化有重大貢獻，帶領潮流，發展精神文明，則屬奢想。畢竟，一種語言，要全面、均衡而持續地國際化，須高度現代化和尖端學術化。中文要登上大雅之堂，以自己一元豐富（而非吞噬）世界的多元，最重要的，還是打破人家在學術和文化領域的壟斷，自成一體，吸引和凝聚世界的頂尖人才，從事各種研究，使得任何知識，終能無礙地以中文吸收、轉達和創新。當漢語擁有這種前景，英語獨大的滾雪球效應才會減退，市民對母語教育的信心才會增加，中文的發展才會出現良性循環。
這項漢語作育的艱巨工程，越早展開越好，可政府是做不來，須依仗知識殿堂，集結各路專家，組成本地或跨地域的策略聯盟，分工合作，按部就班地進行。環顧香港，唯獨中大，有深厚的歷史、傳統和文化根基，足以擔起啟動的重任，為漢語的未來，貢獻自己。可惜，委員會囿於殖民地（知識）買辦的思維，缺乏文化戰略意識——欠國際視野的表現——完全沒有從這層次思索雙語政策，白白錯過研究的大好機會。事實上，語言的前景與所屬文化和學術的發達程度成正比關係。文化要承前啟後，在在需要所屬語言於學術和社會領域展現無窮的生命力和創造力，而非限於被獵奇、被消費或被（考古）研究的推廣。由於語言和文化互為因果，錢穆和唐君毅先生對「中文」的三種詮釋，不能像曾教授一般割裂開去，再分輕重，是要深刻地把其理想會通合一：中國文化，是中國人用中文發揚的文化。中大校方不提倡中文國際化，還消極地繫以普世性原則，為漢語作育劃地為牢，「弘揚中國文化」這金字招牌，便失實得過分。
中大先賢被邊緣化的歷史命運
在《我們是中大人》，我們批評校方褻瀆歷史，是因為雙語政策委員會的創校史，剔除三位先賢的名字和重要事蹟，而非曾教授所言，「不提錢先生有關辭職事件」，是故，他大量引經據典所作的論斷，只打倒一個稻草人，並未回應「對創校前輩不敬」的批評。
一次諮詢會上，金耀基教授有另一種辯解：記載中大成立經過，旨在說明雙語政策的歷史傳統。言下之意，中大歷史歸中大，書院歷史歸書院，前者由首任校長李卓敏開始，並無不妥。此解釋是要撇清二者間的因果和共生關係，逃避對先哲們的歷史責任——新亞桂林街舊址被拆卸重建，中大便置身事外——我們不能接受。第一，錢穆等先生不是普通人，沒有他們便沒有中大，其學養、熱誠和貢獻，都值得一代代中大人所景仰，怎能將之剔出歷史，大違中國文化「慎終追遠」的精神？第二，錢先生對漢語作育見解獨到，連曾教授都承認，「我不覺完全認同錢先生在四十年前對新亞書院雙語教育以至知識教育的目標」。因此，「中大雙語的歷史傳統」沒錢先生的份，完全不合情理。若委員會尊重歷史和知識，該一開始便以其高見作為討論基點，反覆思辯，理出保存和革新傳統的頭緒，既推本溯源，又盡情發揮邏輯思維及懷疑精神，中西合壁，格物致知，不是更能實踐先賢的遠大理想嗎？
中大歷史，為誰而寫？
其實，重溫歷史是要鑑古推今，譬如書院制，向是中大賣點，但事實上，其辦學精神、理念和特色都幾乎殆盡——尤其劉遵義校長以單幢宿舍打造新書院後，更名存實亡。書院之所以淪為供住宿、搞迎新和辦喜慶的行政單位，原因甚多，最重要而又最不為人知的是，中大校方自創校始，便千方百計從書院手上奪取教育的自主權，手段低劣，比方錢先生英文不靈光，李卓敏主持的會議，就全用英語進行。受盡委屈，錢先生都按捺著，直至因為原則問題，才忍痛辭職。這是書院制的第一個大挫折。
七六年底，唐君毅先生等八名新亞董事集體辭職，控訴中大校方中央集權，摧毀書院理想：「聯合制終於被棄，改為單一集權制……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無法實現……是非功罪，並以訴諸香港之社會良知與將來之歷史評判。」(11)，對中大人來說，是另一件悲痛的事，但更悲痛的是，相隔三十載，歷史猶未還他們一個公道，社會大眾只知中大（吹噓）的偉績，而不知其淪為學店之齷齪，也不知一班先賢為理想而含冤負屈的過去。因為，歷史一直由當權者來寫。
是故，我們確實有需要重認中大的歷史，但單憑曾教授的「歷史證據的可靠性」之原則，遠遠不足夠，我們還要好好解讀（而非片面擷取）有關證據，置於歷史的背景和脈胳中，參詳歷史人物的見證，賦以其他文獻資料，互相參照和印證，才有望呈現事實之全相。我們期待，曾榮光教授再考究創校史時，更明白先哲的苦心和所受過的委屈，與中大人分享，共勉之。
後記
不久前，中大校方只作象徵式「諮詢」，便通過院長委任制，廢除行之有效的民主選舉，剝奪教師的基本權利，集大權於校長一身。失去由下而上的監察和制衡，自我完善能力和對學術自由的保護，當然大打折扣。歷史又重演。身為中大人，若求真善美，要以史為鑑，盡力遏止校方肆意妄為，反對獨裁管治，至少要記住此歷史污點，好向後世交代，免其受官方史所蒙蔽。這樣做，才不會虧欠先哲們太多。
中大學生會
捍衛中大理想小組
註：
(1)《哭中大》
(2)關子尹，《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
(3)此語出自曾榮光教授的《香港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改革：檢討與批判》
(4)蔡寶瓊，對《雙語政策委員會報告書諮詢稿》的回應
(5)周保松，《雙語政策與中文大學的未來》
(6)《中大學生報》二零零五年二月，《拉扯在中英文之間---中大國際化特刊》頁11
(7)《中大牽起惡性競爭 學界進入黑暗年代》
(8)《獨立媒體》，《中大教學語言大論爭》
(9)杜耀明，《國際化：大學的洋務運動?》
(10)曾榮光，《學生為本與教育商品化》
(11)張駿謙，《新亞書院創立之經過──回憶創辦人創校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