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一提起國內新來港移民，很多人都會想到「拖低工資，搶飯碗」、「排隊黨、搶奶粉」、「生仔機器、搶床位」、「被洗腦、五毛黨」、甚至是「民建聯票倉、中聯辦卧底」等刻板印象。然而，這種子烏虛有的對立，將會把我們帶到什麼境地？以下幾個新來港人士的訪談，希望敞開大家的想像，回到每個人的具體經驗之中，與這些社會新成員溝通，並邀約他們一起去捍衞香港這片自由的土地。
文：浮白
阿美比我年輕十歲，是一個來自湖北農村的姑娘。聽說，我哥是在深圳傳道是認識她，當時她才十六、七歲，初中程度，在南山做美容按摩，我哥怕小姑娘在城市被欺負，一直勸她回農村，但她要供養弟妹讀高中和大學。他們於2001年，認識兩年後結婚了，孩子也在翌年於深圳的醫院出生。
我媽對這場婚事很憤怒，一方面覺得與媳婦語言不通，一方面對國內的女子有成見，覺得她們貪錢、貪圖港人的身份。
婚後，我哥一家一直在深圳南山居住，到2006年，結婚五年後，才成功申請到香港居住，女兒在2008年在香港出生。我哥與父母家住得比較近，媽媽常常會到他們家幫忙打婦，但因為年事已高，沒有餘力照顧孫子，嫂子爸媽申請了三個月的簽證到港幫忙帶孩子，結果反而增加了我嫂與母親的矛盾。
大部份的爭執，都與帶孩子的方法有關。基本上，男家這邊（包括我）都認為嫂子父母寵壞了小孩，孩子要喝汽水糖果就任由他吃，結果只愛吃零食不吃飯，到六、七歲還不能正正常常的吃一頓飯，後來上了小學，老師也發覺他有問題，要他作心理評估，發現他有過度活躍；除進餐外，孩子在公共地方的禮儀問題，也成為家庭的矛盾所在。到小女兒出生後，直面嫂子父母帶孩子的方法，媽媽每天都血壓歴升。
其實一家人裡，我與嫂子一家關係較好，2003年更曾到他們湖北老家住了幾天。兄嫂移居香港，本來應該盡力幫忙嫂子適應新的環境，無奈我當時住在元朗，回港島的時間較我到深圳更遠。再且，香港的生活壓力與節奏，根本沒法讓一個人分身去照顧其他的家庭成員。除我哥和父母外，在香港給予我嫂子最大的幫忙，大概是我哥的教友，他們每個星期都有禮拜聚會，交流孩子入學、打預防針等生活須知。
為了處理家裡的矛盾，我與阿美有一兩次詳談。她並不喜歡香港，覺得這裡生活並不比國內好，她的妹妹跟一個搞音樂的結婚了，對方收入不錯，妹妹自己開了美容店，而自己在香港就變成一個家庭主婦，身材走樣了，而且感覺自己很老（其實她當時才廿五歲），很沒用。
另一方面，我哥面對的家庭壓力也越來越大。一個年近四十歲的中年男人，過去幾年一直在深圳生活，回流到香港，儘管在大學找到不錯的工作，也不用供樓，但一個人照顧著另外五個對香港社會一無所知的人（嫂子父母、老婆和兩個孩子），完全被壓得喘不過氣。結果，女兒出生還未到一年，他就提出要回到深圳生活。
這個決定，等於把兩個孫帶走，在家裡造成很大的矛盾與爭執，我媽一口咬定是我嫂做的決定，險些把她視為仇人。因為事情影響兩老的心理健康，我和姐姐也捲進了戰團，對我哥諸多批評。不過在移居深圳後不久，我嫂又決定回到香港讀美容課程，並獨個兒在寄居在我媽家半年。
撇開婆媳間矛盾不提。美容院的課程和實習，是我嫂來港四年以來，第一次進入香港社會。美容院的實習生，每天平均工作十小時（連加班），每個月的基本工資才三千多，而實習生是沒有按客人數量計的獎金。因為她常常被本地的員工呼喝，會與她們保持距離。有一次她問我：「我發覺你們家不像香港人，你們都不抽煙，不講粗話的，我的同事好誇張，不工作就圍在一起抽煙罵人。」她又解釋自己在美容院工作的目的是學人家如何經營這門生意，日後回國內開店。好不容易過了三個月的實習，她從觀塘店調到上水店上班，每天跨境上班，也結束了在我媽家寄居的日子。
阿美很少談政治，偶然會談到家鄉徵地糾紛，地方政府土豪如何不是。她很留意我家飯桌上的社會議題討論，譬如說聽到我們在談論六四，她會追問究竟是甚麼回事？有一次，我在談新界丁權的問題時，她首次發表有關香港事務的意見，說出自己在上水店的所見所聞，不明白為什麼大家都是香港人，都在這裡居住同工作，他們有權建屋，其他同樣付出的人卻沒有？
我心想，阿美在接著的選舉會有投票權了，她究竟會投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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