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國積極鼓吹民族主義的另一位知識份子房寧，在2002年一篇文章中大力吹捧何新，總合了何新1990年向北大學生演講的主要內容 （如果怕先前貼上的原文太長的話，房寧的整理也可一讀）。不過更重要的是，房寧特別又標示台灣左翼統派知識分子陳映真當年對何新的回應《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如何和應著何新，並為中國民族主義，帶出一個結構性的、全球性的角度，和第三世界觀點。對陳映真思想有多少認識的都知道，陳的左翼觀點是在台灣反抗國民党專制統治的環境下培養的，他對大陸的社會主義曾有莫大憧憬。不過，十多年後的何新，卻將全球視野、 “第三世界角度” 等，轉化為崇尚拿破崙、俾斯麥的 “新國家主義” ，以取代馬克思主義。 看來，陳映真的左翼分析是被刻意收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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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闻迪的来自海外的另类声音发出后不久，一个更强的声音在国内出现了。发出这个声音的是已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学者-----何新。有人说，此时何新的出现有如在1989年后有些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搅动起一阵旋风。1989年后可新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北京大学对学生的一次演讲，从当时的场景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何新给青年们带来的思想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
何新于1990年6月应邀到北京大学对正在进行毕业前教育的九○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刚刚经历了“八九风波”、陷于苦闷中的北大学生们对1989年以后的所谓教育极其反感，何新的到来似乎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对象与机会。何新当然也知道北大学生在1989年的经历，知道学生们的情绪，但他事前绝没有想到他将遇到的场面。事后何新回忆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经历。那天，何新一出现，会场上哄声四起，嘘声一片。有的学生拍坐椅、跺地板、鼓倒掌，有的学生大声地嘲笑他，让他滚蛋。何新在一片混乱、嘈杂声中开始了他的演说。居然，学生们渐渐地安静了下来，相当多的学生被何新的演说吸引住了。当何新讲完的时候，气氛完全转变了，学生们竟然鼓起掌来。
何新的一席话有什么神奇力量，能够感染在场的众多怀有敌意的学生？以下是他当年演讲的内容。
中国的外部环境险恶
何新一开始似乎避开了中国国内的问题，也没有正面讲什么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之类的话，而是讲起了美国。
他说，自己通过研究“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书”，了解了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竞赛方略》中所说的：“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布热津斯基还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在这种战略目标下，美国自詡的“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的“热心”，只能是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和策略，目的是“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何新还谈起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他说：“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所谓‘大一统’是落后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朕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朕将不必要。”
何新发出了警告----“中国今天面临着然险，重大的危险！”何新的警告与“球籍”讨论中所忧患的所谓“落后挨打”不同，他讲的危险更直接，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和改变落后面貌努力的“遏制”，以及为此制造的“理论”、“学术”与舆论，而这些已经在中国流行。
“精英”的残酷理论
何新在演讲中引用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来信：
“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
何新将这渗透着当年典型、直白、有些狰狞的“精英”思想的信与社会主义思想做了比较。他指出，“精英”们的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的逻辑发展必然导出一种“杀人的理论”。在他们的视野里是没有普通的百姓的，是没有生命的；为了他们希望的西方式的制度，据西方人说是最好的制度，他们要求在中国拔除一切阻碍他们的东西。而社会主义既然“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它可不能像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掉，“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到那时，也许中国“当殖民地都没人要”。中国的前途也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只能是“经济的非洲比（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这个年轻而且显得不那么正统的学者，在提及他的社会主义观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平民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闻迪不谋而合。
爱国主义的价值
何新旗帜鲜明地驳斥方励这的观点。方励之以跨国公司、资本都已世界化为依据，认为爱国主义是狭隘的、过时的。何新尖锐地指出：“资本无祖国，利益没有祖国吗？……投资哪儿都可以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诘问学生：“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
这样的问题，现在看似乎有点多余和好笑，但至少对当时的学生，在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上学的四年里，也是一个青年真正长知识、长见识的最为重要的四年里，没有人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似乎这已不是问题。
何新忧虑地提醒青年人：“在西方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和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而“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何新在北京大学“单刀赴会”、“舌战群儒”后半年，这阵“旋风”刮到了《人民日报》，而此前他是相当民间化的。《人民日报》于1990年12月11日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读者中产生了大面积的、多层次的、长时间的‘轰动效应’”。在国内，文章发表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这是编者“办报20多年没有见到过的现象”，并且其中98%以上的来信是欢迎这篇文章发表的。在海外，香港几家报刊12日便针对该文发出述评；《中国商报》和《统一论坛》认为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学术界出现了“何新热”；国外华人、留学生也有许多人寄信给人民日报社或何新本人表示赞赏该文。
何新在这篇长文中全面展开了自己几年来对中国学术界主流思潮和对当代世界格局的看法。
何新首先说明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有两个：“第一是世界资源有限，发展机会也有限。看来，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第二是目前世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在这种构造下，世界各国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相反，它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急剧的贫富两级分化。”从现象上看，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裕，蓝领工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务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现在这个规律（指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工人阶级日趋绝对贫困化）主要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世界中，在相当巨大的人口规模上惊人地发生。这一规律之所以在世界经济范围发生作用，显然也是世界经济日益深刻地走向一体化的结果”；原因之二是：发达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和外债型经济两个手段，使得“近十年来世界上的资金，并不是由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由穷国流向富国”，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不发达国家尽管实现了工业化却反而比以前更穷的原因和发达国家富裕的源泉所在。
“在世界市场中，巨额债务正在导致国际间贫富两极剧烈分化，众多不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东欧那样的工业化国家，现在都必须把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偿债”，而对于发达国家，根据凯恩斯的思想-----一个社会贫富两极的剧烈分化，将导致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下降，这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何新预计： “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10---20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正在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何新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直在依托于一个世界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上，发展机会对于先进国和落后国，并不是平等的。工业和技术的先进者，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先行的优势，可以居高临下”，“但是数十年来，西方却一直在封锁社会主义，一直在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办法，隔绝社会主义国家与你们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联系”，如果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放在完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即面临同样被锁闭的情况下，“究竟是谁的发展速度快？是哪一种制度能更有效地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的创业史中，人们应该能得出答案。
社会主义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对外有力量，“这种经济体制，对于发展中国家由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过渡到快速实现工业化，乃是最切合时宜的一种社会制度”。对于中国来说，“50年代中国初期的工业化，既缺乏资金、技术，又面临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国家力量，依靠公有制，才集中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历史表明这是一条捷径”。他也认为判断中国40年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应考虑参照对象的可比性和比较资料的全面性，不能随便抓一两个数字就下结论。
同时，何新认为社会主义的弊端就是社会主义优点的“不适当延伸”：高度集中发展成为国家权力的盲目扩张，对一切事情都统管得太僵太死，就易发生官僚主义的特权和腐败问题，而且一旦最高决策层发生重大错误，就立刻牵动和贻误全局；不适当地强调总体意志，对个人和创造个性的发展都可能有所牺牲或抑制；在社会产品的分配上的公平，也可能成为平均主义等等。改革本身正是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矛盾、弊端和缺陷的改进、完善。但是，何新相信“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对经济落后国家，还是利大于弊。”
何新对于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基本是沿着两个视角进行了论证。第一，第三世界的视角；第二，绿色的视角。
所谓第三世界的视角，就是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主义。何新从德国19世纪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观点谈起：“在世界市场上，总是经济强国特点要主张自由贸易、自由市场体制，这是为了粉碎工业落后国家的防御能力，牺牲后进国的利益。而落后国却必须借助国家干预的力量，才能保护本国的幼年工业和民族市场。否则，就会发生有利于强国以经济手段为掩护的、对落后国家的经济掠夺。”
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工业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能够保护其民族经济利益的一种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20世纪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在经济政治上都试图趋向之的一种宏大历史潮流。这个潮流，并没有因为东欧的事件而截止。”
所谓绿色的视角，就是从地球环境、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价值：“从全球前景的角度，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现在正面临愈来愈深刻、严峻的困难和问题。而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趋势，现在则前所未有地不断加强。”“那么，人类所共同面临的那些严峻问题，例如资源耗竭、环境破坏、粮食和人口危机等，究竟是在世界进一步私有化、全球经济自由放任、单纯为资本家获取最大利润而生产的条件下能够得到解决？或者在一个或两三个经济、军事超级大国作为主宰的一种新帝国主义世界体制下能够得到解决？还是只有实现全球的资源、劳动和财富为全人类所共有、共享，通过全球统一性经济计划的全面调节和协作，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呢？”“如果承认人类的全球问题愈来愈需要一种有利于全人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那么仅从这一意义看，我个人也日益确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前途，不论道路怎样曲折，最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一条通向历史正义之路。”“因此，即使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目前暂时失败，它的理想和现实性，也还会被人类所再认识。我想，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定会吸取昨天失败的教训，会比过去的形态更高级、更成熟，包括在发展民主的问题上。”
对于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以及工业化发展道路问题，何新不赞成用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如引入失业、破产机制来解决。他的建议是：“一面提高生产能力，一面扩大国外市场”，尤其是农村购买力的全面拓展“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工业的过剩问题，而且这也将是一场真正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革命”。此外，“向海外市场积极寻求扩展，可能也是一个办法。”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
当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历史时，应当承认，何新是个“现象”。何新的出现为当代中国青年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全球视野，准确地说是全球化中的第三世界的视野。何新论述问题的方式启发了相当多在“八九风波”中认真思考的人们，同时也得到了对80年代主流思潮持怀疑态度的一部分青年学者的响应。
何新现象是1989年以后舆论和青年中国家、民族意识发生变化的一个标志。何新在当时的政治表现与言论、思想独树一帜，产生了相当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在80年代中国国内知识界的变化、历史反思中，主流、主导的倾向与思路是内敛式的，即自我批判。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后，人们最强烈的感受是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差距。于是强国富民的诉求集中地表现为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对过去历史经历的批判与否定，并试图从本国的制度、文化和历史中找到与西方拉开差距的原因和赶超的办法。这种感受与诉求，在知识界又和在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痛楚的感受交织在一起，因而变得格外地强烈起来，其中不免夹杂着许多个人的体验与情绪。
80年代的这股反思与自我批判的潮流，由于其指向和带有个人的情绪化特点，所以很容易地滑向彻底否定自我和全盘西化。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反思与自我批判的思潮，在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西方意识形态渗入并提供了大量西方学理支持的条件下，变得越来越条理化、系统化、影响日隆。在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自我批判和西方化的思潮日益诉诸现实，出现了世俗化趋向，并于8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政治化，终于成为酿成八九政治风波的重要因素之一。
1989年政治风波使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从而产生了与现实中作为民族、国家的代表的政权的疏离倾向。这时，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聚合力。在当时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冲突后，民族情感、爱国主义当然是弥合社会冲突、重新收拾人心的最传统与最适当的角色。但民族和解和新的凝聚需要一种对当前民族、国家共同利益的新解释。这时的政治需要的是一种新形式的、有时代感的、有说服力的爱国主义，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那一种。
何新现象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何新以他在此时颇显得独特的视角，对当代中国的爱国主义进行了一种有时代感、有针对性的新阐释。何新的视角和观点与80 年代逐渐占据主流的知识分子的话语相比是那样的新奇，至少对一部分大学生和青年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在求新情结甚浓的中国知识界的语境中，只一个“新”的感觉就足以征服一批听众。何新在当时确实产生了一定的震憾力，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青年，特别是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感。
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读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是对何新观点的一个很准确的解读。文中直言痛斥“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对亚洲和中国的“茶毒”，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了大陆知识界在80年代失去了历史方位感，失去了客观上属于的第三世界的立场，失去了对西方和对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的国家、民族利益关系的正确认识，即失去了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的现有秩序中客观认识中国国家、民族利益的“全球视野”。陈映真不愧为著名作家，其文笔触犀利、生动，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有振聋发聩之感，且饶有兴味。
和60年代、70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从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1949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4000年来的文化概括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
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大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1．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所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失无极限的世界，看到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的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转移”。
……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阻碍贫困国社会的伪造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
2．第三世界的观点
……何新的全球性观点……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贫困所起的影响；他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中致命的掣肘。
何新努力地讲述着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爱国的新理由，努力尝试着发现和提供一种中国为什么不能全盘西化的新的解释体系。这就是陈映真先生所说的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失却的、需要重新找回的那个“新的视野”。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视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产生，至少是一个新的爱国理念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生发。
房寧
摘自《成长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