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凌晨三點，走廊鬧哄哄的，又幾個狀似律師的人過來，跟大家說明狀況。「這裡面有一個日本人、一個中國人、一個美國人和一個台灣人」警察告訴律師，「依據香港法律，你們可以被羈留四十八個小時，現在我們要等待，警方還在進行比對、蒐證」。「拘捕時間怎麼算？」我問，「你們是凌晨三點被拘捕的」他說。「接下來呢？」我問，「接下來暫時就是等，你們有聯繫到自己的律師嗎？」他問我，「有」我說。
「凌晨三點，那表示二十四小時之內就可以出去了」我翻譯成英文告訴Sascha，「壞消息中的好消息」他說。
「你是台灣人？這是你們陸委會的人，他剛剛來過了這是他的名片，你有事情可以聯繫他」一個警察過來叫醒我，從鐵門左邊下方的小孔遞給我一張名片（食物、水、任何東西都是從這個約略十五平方公分的小孔塞進來）。「謝謝」我說。「中華旅行社？」我看著他的稱謂，「原來這是『我們台灣的大使館』」我想著。
早上，給了一人一晚很稀的湯汁泡著義大利通心粉和火腿片，「Rice! Rice!」隔壁的韓國人不但抱怨，還把通心粉拋的滿地都是。「愚蠢的香港警察，給米飯很難嗎？」我自言自語。「Down Down WTO!」「Da doa say mao（廣東話發音，打倒世貿）」Sascha吼著，「Down Down WTO!」回應聲不絕，「WTO ba tza ley ja!（韓文發音，粉碎WTO）」韓國人回應，我們也用笨拙的韓文發音應和著。
在拘留所的四十多個小時，不同房的人不斷彼此應和、對話，呼口號，敲打鐵門，用各種語言，英文、廣東話、中文、韓文等。Sascha還大聲呼喊，請隔壁拘留房裡，他認識的韓國朋友唱起韓文的「勞動者戰歌」、「國際歌」，雖然一半是單純的起鬨，但是另一半卻嗅得出對WTO與香港警察的憤怒。
十九號的白天，Wen照樣又跟警察用廣東話交談「他們說快可以出去了，說女監牢那邊的人都已經放出去了」文志明翻譯成普通話給Sascha聽（Sascha的中文很好），我再翻譯成英文給Yukihero聽。
我突然想起過去這幾天，我一直跟著香港「八樓」混，不但到會展中心舉香拜拜、靜坐、還在地鐵站內遮著臉孔到處亂跑。不曉得會不會因此被列為基進份子而被起訴？
走廊上的警察來來去去，我一直要求打電話，跟要求衛生紙。你可以講英文，我告訴那位警官「那我試試看」他說，「too many people, we need to arrange it, because we only have 4 people, so you need to wait, one by one」警官告訴我，「你這樣講我就懂了阿，不要向那位Mr. Later，跟他說什麼都是Later Later」我說。
我的感冒一直不見好轉，一直咳嗽「I think you can ask to see a doctor」Sascha告訴我，「我知道，我不想去」，我不想再移動去一個未知的境地。
終於，蕭警員把我跟Li帶出房門，在一個小房間跟陸委會的見面，中華旅行社的強調他們會盡一切力量安排事宜，而我也終於有了機會打了兩通電話，直接跟外面的朋友聯繫。然而似乎沒什麼好講的，我知道外面的朋友應該相當緊張，但是我信任他們正在有條理的安排，雖然，誠如先前大家提醒的，我們並不是有組織的群體，但即使混亂，我想還是可以慢慢的整合所有的訊息，尤其有香港組織的朋友在外。「就等吧，他們說女監已經放走了」我告訴Li。
吃完第三餐，一樣是飯盒，白飯很多，這次是豆芽混著肉絲，但是濃稠的勾芡使得它的味道跟先前那一餐差不了多少。而且我們也槁不清楚這是幾點吃的。大多數的時間我們都是睡覺或者聊天。但是我突然發覺，杯水裡面有黃色的沈澱物，我告訴Yukihero，「唔…」他看了看沒多說，或許是鎮定劑之類的，我猜，但是不確定。
在十九號下午，也就是差不多被羈留三十六的小時（我們是十七號跨十八號的凌晨上警車的），拘留所中的人們漸漸的越來越騷動。
隔壁蘇格蘭青年過來找Sascha，分了一杯咖啡給他，Sascha分給我們。「他人不錯，是個好孩子」Sascha說，我說「是阿，之前在街上他分了餅乾給我」。「或許出去之後我該戒煙」Sascha含著煙，「哦？你有打火機嗎？」Yukihero問，「沒有阿」，「I think we should all quit smoking」我說，「ya! I don’t feel uncomfortable!」Sascha說，「哈哈哈」我們一齊大笑。
我跟Yukihero聊了聊媒體、網站，跟Wen聊了聊一國兩制、出入境的麻煩，跟Sascha聊了他被釋放之後打算寫的幾篇文章。我們甚至相約被釋放後一起去喝酒。
突然幾個警察從走廊走了過去，韓國的先被叫了出去，「Down! Down! WTO」大家一起起鬨。「可以走了」他們說。
在晚上七點左右，我們這一間，Wen被叫起來「你是中國那個？走了！出來！」警察說，我們依次跟Wen擁抱、留下聯繫方式「來廣東找我阿」他說。不過我之前已經說了，Wen此行走出拘留房，卻是即將被起訴。然後是後面的泰國人和其他國家，接著Yukihero被叫了出去，他趕緊翻開包包遞給我幾張名片，然後拿出DV偷拍了一下。接著是Sascha，我也趕緊跟他要了E-mail。這時候房間裡面剩下我一個人，我站在鐵門旁，看著後面牢房的人一個個走來，我舉起右手，握拳，用眼神示意。終於下一個輪到我，我跟Li一起被叫出去，轉了幾個彎，警察打開一道門「你們知道怎麼回去吧？」他說，「那這個呢？」我指了指手上的環扣（號碼牌），這時候他才去弄了把剪刀給我們自己剪開。
走出電動門的這一刻，我才沒有前幾次被移動時的不確定感。
站在街道上冷風一吹，「先去買煙吧」我跟Li說，「當然，先買煙，順便找公用電話」他說。這時候我們的手機早就沒電一天多了。
我抽出書包中的領巾、布條，重新綁在領口、書包上。
我們去七十一買了水、煙、報紙、麵包，然後換了零錢打電話給苦勞網的朋友，他要我們打電話給一位老師老師，原本我們打算坐捷運回去旺角，但是老師要我們在原地不要移動，她要求陸委會的小官開車過來載。
我跟Li抽了一堆煙，嗑了乾麵包、喝水，我們握手、相擁。「也算是經驗到了」我無奈的說。報上說有人聚集在觀塘法院抗議、靜坐、集會，要求釋放所有世貿抗議者，也說了台灣方面在香港旅遊局的抗議行動。然後我打了電話通知我的香港朋友，因為我不知道何時離開香港，我告訴他們，寄放在我這裡的DV帶並沒有被搜走，而我已經被釋放，可以歸還了。
一陣子後，中華旅行社的人趕到，他們開車載我們先去找中華旅行社的頭頭，他們另一群人在觀塘法院附近，據說是有一群人要被起訴，這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有誰。到了觀塘，中華旅行社的鮑先生說，其他的台灣人都已經出來了，只剩下台大的李建誠還在裡面，要被起訴。他問我們知不知道原因，「不曉得，他全程幾乎都在我旁邊，一直到進拘留所前才分開」我說。
等了一陣子，由於老師強烈要求立即把我們送去旺角，他們才送我們到旺角一間茶餐廳。在一樓電梯口，也被羈留的關晨引下來接我們，我們一起相擁。在樓上，以及另外的世新兩位同學也在，「沒有被打吧？」她們問，「沒有啦」我說，她說看報紙上有一位工委會的被打的很慘，我說「我不曉得，我們這間還可以，只是冷了點，東西難吃了點，但是不至於打人」。我看見一位朋友表情嚴肅，我想是為了我們被抓的事情而氣憤。
「辛苦大家」我說。我從密密麻麻的筆記本看出朋友們在外面確實費了很大的心力打聽我們的狀況、尋找我們的所在地。
我的手稍微顫抖著抓起了面前的烤肋排，狠狠的咬了一口。
吃了一輪，「要不要談一談？」我問，「這麼快嗎？才剛出來耶」朋友說，於是我們並沒有繼續談下去，趕緊吃完，然後趕回油麻地的旅社。因為我們這天必須退房，而要搬去北角某處公寓，因此情況仍然混亂，我原本不想繼續打擾，而想直接去香港朋友家借住，而苦勞網的朋友想留在油麻地好使用網際網絡，然而最後為了統一隔天的行程，因此決定一起趕去北角。
在北角已經是凌晨，後來又去樓下接了苦勞網的朋友，然後跟他討論了一下目前的情勢，他表示苦勞網會有人留到至少二十三號，等候第一次開庭。「情勢很難判斷，長的話搞不好要四、五個月都有可能」他說，「你們隨時要有回來的準備」他說，「那當然」我們回應。決定隔天去觀塘面見Lee。
隔天一早起來，仍在混亂的情緒，匆匆的弄到中午才出發，我們趕到了機場捷運的中環站，因為沒錢，幾個人先掛了行李，然後匆忙的趕去旺角採購。這時約了台灣來的其他人一起去觀塘，而我打電話約了香港的朋友一起去。三點左右，我們到了觀塘。
進了觀塘警署，裡面的女警相當不客氣的用廣東話要我們下樓，要求一次只能上去兩個人。
「他們很緊張，你們還是先下樓吧」我朋友說。「這個女警明明會說普通話」Guan說。因為一陣騷動，房間裡的警察又跑出來一堆，「這裡是報案的地方，不允許這麼多人」女警說。「我們不能一起來報案嗎？你警察局這麼忙？這麼多人報案，我們會影響到？」我心裡想著。但終究我們大多數的人還是下樓了，而在香港警察會說普通話卻不願意說的情況下，留下我的一位香港朋友幫忙做翻譯。
「東西不能帶進去」苦勞網的朋友說，「可是待會律師來，可以請她代交」。香港女警一直用廣東話機哩刮拉的碎唸。當我們還在等候，熟悉的民主勞總背心從樓梯間出現，幾個韓國人走了進來，他們也要求要見那些被起訴者，我望著一個個韓國人，其中一位與我四眼相接，我跟他點點頭，而他從嚴肅的表情轉而向我點頭微笑。下樓前，由於發現其中幾位會說英文，於是我向前跟一位韓國女性交談，「where are you from?」她問，我告訴她我們是台灣來的，有一位朋友也被起訴，我說後續希望可以能夠繼續聯繫，也希望他們的人能在獄中照料Lee。她欣然的留下聯繫方式，而後來我也藉由她的口中得到許多最新的資訊。
「阿東的DV帶呀」我在警署外，將DV帶交給阿Mei，她竟然轟然大笑然後告訴阿Men說，這帶子原本是因為阿東怕自己被抓之後會被搜走，所以交給我跟阿Mei一人一片，結果沒想到被抓的是我。
這時幾輛計程車停了下來，之前我在街上遇過，幫我找李日杓的韓國翻譯下了車，我向前與他交談，他問我有沒有聽說香港警察有使用槍枝？「我們有同伴腿上被打，很大一塊傷」他說，「沒聽說」我說，「據說香港警察使用橡膠子彈，但是他們不承認」他告訴我。這個消息後來經由香港in-media確認，轉交香港大眾媒體揭發，香港警方才承認發射了六發「布袋彈」（橡膠子彈），其中一位被擊中的朋友大腿上腫起一個直徑十五公分的環狀淤清。揭發後幾日，香港「星島日報」為了替港府挽回輿論，嘗試指控世貿示威者「使用彈弓發射螺絲釘」攻擊警察，該報導指稱「布袋彈」不具殺傷力，但是「彈弓螺絲釘」卻狠狠的傷及警察，然而即使接近全版的報導，不但無法舉出實證，更被香港in-media尋找到星島所使用的「暴民圖片」其實是移花接木，來自中南美的一場示威遊行。
同行者會見Lee出來後，短暫說明的狀況，而由於時間很趕，眾人隨即前往機場。「要是我以後被限制入境，換你們來台灣阿」我說，跟眾多友人告別後，我先獨自前往油麻地，領回我仍放在乾洗店的衣物。在油麻地站，我買了一直很想吃的，類似雞蛋糕的材料卻長的一顆顆原狀的零食，在街上抽完一根煙，朝垃圾桶吐了一口痰，然後趕往機場。
在機廠捷運上，我想盡辦法聯繫我認識的香港朋友，轉告他們我留下了聯繫方式給Lee，這只是以防萬一的措施，也好在HKPA之外能有不同的人有時間的時候可以會見Lee。
到了海關，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蓋了出境章。
認好了閘口的位置，我再趕往最近的吸煙室，在這裡我聽見很久沒聽見的台式閩南語，他在電話中抱怨大陸勞工起了小紛爭害他多花一堆錢飛來大陸。
抽了兩三根煙，原本已經充好電的手機卻無法收訊，我只好枯坐在閘口等待同行的四位朋友。接近最後通告，當我跟其中兩位已經在閘口等了好久，正擔心另兩位友人出事時，他們匆匆的跑來。「唉壓我們拿八達通退的錢，跑去喝咖啡吃蛋糕了」她們說說，「這麼悠閒唷」Guan說，「就是因為太悠閒所以才差點遲到啊」。
嘻嘻鬧鬧，我們走過了閘口。情緒似乎正在漸漸平撫，但有很多事情仍有待沈澱與討論。並且，種種的未知局勢，早已在台灣醞釀發酵。
一個多小時後，我走進台灣海關，並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不過回到家中打開電視，立即看見比我們晚幾班飛機的下一批返國者，在機場與警方起了小衝突，無理的警察竟然不准自己人接機自己人。
打開手機，訊息一封封的進來，問候、詢問。
更如我們所預料，聲援等的後續事情不斷地壓擠上來。
電話開始狂響。
接下來的半個月，直到一月十一日，十一位示威者無罪釋放，而三位韓國朋友持續被控告之前，我除了此行從各國群眾與社運團體身上所經驗到的體會之外，更深刻的體認了社會運動在一般社會大眾之中，緩滿前進的艱難性。在團體之間，我們撮合眾多意見的意見，最終呼喊：反WTO無罪！抗暴無罪！釋放所有被訴者！
這個辛苦的過程不僅存在說服廣大社會大眾的過程，更存在於團體之間的漫長討論之中。我們看見媒體忽冷忽熱追尋衝突點，我們聽見社會群眾在意救人卻不必然理解我們去抗議的原因，除了人道主義，甚至鑲嵌了各式各樣的國族論述或者情緒發洩。
這一個月，至少對於運動資歷甚淺的我來說，是寶貴的一課。我感謝，在一千多人被羈留時，迅速的行動、支持我與我的朋友們。我們也將這份體驗，轉化為絕對的支持其餘仍被羈留的朋友們，反全球化、反私有、反商品化邏輯、反貿易自由化的這條路，我們必須共進。我也反省，自己對這個世界背後的運作方式是否足夠、深刻的認識與理解？我改變，世界上受苦難的人如此之多，即使沈默我也必須跟上，與受剝削的人共同奮鬥。
一月十一日，台灣的Lee確定安然回到台灣，然而我們知道，這場仗就算在三月再次開庭時，三名韓國人最終也無罪釋放，它也仍不會結束。無罪釋放只是證明了香港政府的無理蠻橫卻無證據，他將自己推向捍衛大資本家與霸權結構的護衛者之路。而我們的抵抗，仍必須持續。
二○○六年一月十一日 於台中大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