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不知道香港人可以如斯多情。在中環老天星碼頭停用的那一夜，有成千上萬的市民站在碼頭邊上。待得運作了四十八年的鐘樓響過最後一遍報時聲，很多人（幾百？還是幾千？）對它舉起了手，輕輕揮動；我還聽見電視裏傳來的聲音，他們竟然對著這座建築說「拜拜」。一座建築，本應沒有生命，不懂得應答；但是在這一刻，它的最後一刻，卻是活的。至少對那些專程趕來揮手道別的老百姓來說，這座鐘樓是個活物。
許多人懷緬中環的天星碼頭，是因為這座建築可見可觸的實體；不過到底有人注意到了，它還是一座會發聲的建築。第二天政府一手策劃的新碼頭開張了，也有仿古鐘樓，只不過裏頭的鐘是電子鐘。有市民接受記者的採訪，評論新鐘樓的「聲音不好聽，很死板，沒有老機械鐘敲動時的餘韻」。
我喜歡鐘的聲音。鐘響的時候，彷彿可以在空氣中忽然開啟另一面空間。它不暴烈，只是在天裏撞開一條縫，然後緩緩振動，另一個世界就在這和緩的振動之中漸漸敞現，讓聽者從此世發現彼世的存在。難怪那麼多的宗教音樂都喜歡使用鐘，它的聲音就像一個啟示，告訴我們神聖世界的存在。傳統歐洲教堂的鐘就不用說了，印尼甘美朗音樂那種如銅鈸的鐘也有類似的美妙效果。古代中國的編鐘就算不是用在純宗教性質的場合，也能營造出王家儀典那非同凡俗的莊嚴聖境。而在這個眾神退隱，宗教色淡的年代裏，像梅湘（Olivier Messiaen）或更晚近的帕特（Arvo Part）這些偉大的現代作曲家，也喜歡為鐘譜寫讚歌，甚至模仿它的發聲模式，以營造崇高靈性的氛圍。
然而，鐘又不單單是一種樂器，它還是一具發布信號的大型裝置。不論中外，鐘都因為它的渾厚、綿長與遠布的聲響，而被人類用作報時的器具。就像老天星碼頭的這座鐘樓，雖然能夠發出樂聲，但基本上它是個時「鐘」。
說到時鐘的聲音，老天星碼頭這座鐘樓敲出來的樂音大概是世界上最多鐘樓使用，也是現代人耳熟能詳的一首曲子，那就是著名的「西敏寺鐘聲」（Westminster Quarters或者Westminster Chimes）。它的旋律簡單極了，來來去去就是G、C、D和E等四個音的置換，無人不知，也無人哼不出來。但是關於它的作者，卻有不同的說法。比較光輝的一種，是說它乃韓德爾不朽名作《彌賽亞》其中一段的改寫和變奏。至於這首小曲之所以叫做「西敏寺鐘聲」，是因為最早使用它的正是英國國會所在地——西敏寺宮的那座「大笨鐘」（Big Ben）。
很多人大概不知道，「西敏寺鐘聲」是可以配詞的，傳統上還流傳了幾個版本呢。例如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這樣的︰「噢！主啊，我們的神／祢是我們的嚮導／有祢扶助／沒有人會失足」 （O Lord our God / Be thou our guide / That by thy help / No foot may slide）。其他幾種配詞也是如此，充滿了宗教意味。鐘聲，本來就是溝通人神的聲音橋樑。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十九世紀前的歐洲城鎮，那是一個還沒有飛機、汽車以及蒸氣發動機的時代，因此也沒有太多的噪音，於是全城最響亮的聲音就是鐘聲了。而這鐘聲一定來自教堂，教堂又一定處在市鎮的中心，所以鐘聲是整個城市的中心聲音。當時有不少城市就因為鐘體龐大，鐘聲宏亮，被人冠上「會說話的城市」或「會唱歌的城市」的美稱。
教堂的鐘樓不只是全城地理上的中心，全城最高的建築物，它還是整個城市日常生活的總指揮與宗教信仰的軸心。市民們起居作息的時間要靠鐘聲規範調節；甚麼時候做早課甚麼時候進教堂禮拜，更是要靠鐘聲的召喚。在那個沒有手錶的年代，時間因教堂的大鐘而神聖，屬神的時間與俗世的時間是分不開的，敲鐘通報大家早禱的時間往往也是該準備一天工作的時候了。鐘樓與鐘聲，統一了整個市鎮居民的生活節奏、生命目標，是宗教信仰中心位置的象徵。
法國史學家阿蘭‧科爾班（Alain Corbrn）在《大地的鐘聲》這本書曾經詳盡分析十九世紀法國鄉村頻繁發生的「奪鐘事件」。話說當年新成立的共和國急於推翻教會的權威，想要建立一個徹底俗世化的理性世界，所以派人到各個城鎮拆卸教堂的大鐘。他們太清楚鐘的威力了。可是這個急躁的舉動卻引起了巨大的反抗，抗命的不是教堂裏的神父，而是地方上的平民百姓。
不是那些百姓特別敬神，存心要和無神論的革命派作對；而是他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沒有鐘聲的日子。不少地標性的建築和自然地貌都會成為人民集體記憶的儲存庫；如果說有那一種聲音也能成為集體情感與歷史回憶所繫的象徵，那一定就是鐘聲了。還有哪一種聲音像鐘聲這樣，能同時讓那麼多人共同聽到？又毫不間斷地規律作響，潛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中呢？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不是一個基督信仰社會，更不是一個清靜得只能聽到一把聲音的地方。但是就在中環天星碼頭這麼一個車水馬龍人聲鼎沸的鬧區，香港人都聽過那響了四十八年，風雨無阻，沉實和緩的鐘聲。那段「西敏寺鐘聲」早就成了香港歷史上的一股背景音響。就像雨果描繪的巴黎聖母院大鐘一樣，鐘聲最是懷古，因為它讓我們不用離開現實就能沉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