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婦女能頂半邊天」
文／鍾雪萍
編者按：「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一源於社會主義時期婦女解放運動的口號不但家喻戶曉，也成為了國際女權運動的座右銘之一。國際國內對之自20世紀至今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理解，這些理解往往忙於批判婦女「自上而下」的「被解放」成為了國家勞動力的蓄水池，而忽略了:1.中國婦女地位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2.以「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等話語為代表的各種社會與文化實踐; 3.中國婦女所形成的「自我」意識,這三者之間所具有的關聯及其歷史和現實意義。事實上,對「半邊天」所涵蓋的「自強」精神的重新認識可以繼續為很多女性提供一種文化資源,尤其是當「女性與工作」之間的聯繫仍然定義著女性關於自己是誰的概念。
對婦女能頂半邊天的主流理解
「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一句在毛澤東時代家喻戶曉、大多數人以為直接來自毛澤東的話。然而,毛澤東在何時、何地說過或寫過這句話,事實上並不清楚。因此,這句話是否直接引自毛澤東也並不清楚。盡管如此,與另一句被認為確實出自毛澤東的話「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是毛澤東時代流傳最廣、最有影響力和生命力的革命話語之一。「半邊天」作為一個在毛澤東時代出現的、用來形容女性的新詞,通過強調婦女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來標誌中國婦女在社會、文化和公共領域中的地位發生了重大改變一一女性被(教育)告知,她們和男人一樣,可以頂起半邊天。「文革」結束後,在西方,當女性主義學者提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時,婦女「被教育/被告知」自己能頂半邊天成為爭論的焦點。盡管如此,「半邊天」這個詞,作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遺產,仍然被廣泛使用。可以說,「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永遠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相聯,標誌著這場由政府發起、以婦女參加工作為中心的婦女解放運動的特性。
與此同時,自打「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出現以來,關於如何理解「頂起半邊天」的(中國)女性的「故事」就已經被講述了很多遍。因此,在講述本文的「故事」之前,必須先花點氣力弄清已經被講述過的有哪些。大體說來,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國內外評價中共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有三種情況。各自說法的出現,又都與其自身所處的更大的歷史語境相關聯。
第一個「說法」或「故事」產生於冷戰時期尤其是卻世紀50和60年代。此時,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被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所仰慕,並被視為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項重要成就;另一方面,由於被「鐵幕」所隔,西方有關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第一個「故事」完全依賴於泛泛而零星出現的間接描述。20世紀60與70年代美國婦女運動的第二次浪潮期間,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鼓勵婦女參加工作並且為婦女獲得同工同酬的權利而鬥爭。那時,中國的婦女解放,盡管並非西方仿效的樣板,但隔了一段距離來看,好像也被投以肯定的目光。「婦女能頂半邊天」(women can hold up half the sky),是在西方,尤其是在左翼知識分子中間,得到積極反響的、來自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為數不多的詞語之一。
第二個「說法」或「故事」在文革結束後不久的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現。在這一說法中,被正面理解的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局限開始受到注意。在國內,主要集中在「婦女解放」與「女性身份」的沖突之間,前者被認為抑制了後者的發展。反思首先來自女作家們,如張潔、張辛欣等。她們發表的作品表達女性的心聲,表現女性在愛情、婚姻,以及與工作相關的問題中的內心困惑與掙紮,探討作為女性究竟意味著什麽。在國外尤其是在西方,研究中國的女性知識分子,尤其在歷史、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裡,通過她們在中國的實地調查研究,認識到她們過去對中國的婦女解放的想象一一也就是她們的「第一個故事」一一與這一「解放」所沒能解決的很多問題之間的差距。伴隨著《被延遲的革命》、《中國婦女未完成的解放》等學術專著的出現,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質疑開始成為「第二個故事」的主要傾向。這一傾向在日後的西方女性主義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諸多評論中占據主導地位。
然而,在第二個故事中,在中國女性作家與西方女性主義者之間有著一個有趣的區別。前者,在中國知識分子對「文革」感到深惡痛絕的大背景下,開始內向化並且轉向遠離社會與革命,趨向於在文化層面上找原因。在當時較有影響的女性知識分子的作品和文章中,主題壓倒性地從「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社會意義轉向尋找「女性特質」及其在文化層面上對女性的意義;「女性特質」被理解為由於弘揚「婦女能頂半邊天」而失去了的、但卻是「女性身份」本質的組成部分。的確,如果我們回想一下女性作家與批評家們在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可以明確地感受到當時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對自身缺少所謂「女性特征」所表現出的疑慮、焦慮、甚至不滿。作為一個整體,(城市精英)女性在那時共同發出回歸「女性身份」的呼喚,並且開始著重以「內心化」的形式表達女性作為個體的內在感受,包括女性對愛情、對理想男伴、對性自由的需求,以及在「女性身份」(或者說缺少「女性身份」)的認同問題上的內在困惑。與女作家相呼應,李小江、戴錦華、孟悅等是第一批對中國婦女解放相關問題提出反思的女學者。
後者,也就是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女性主義學者,她們的批評角度和觀點則受20世60年代美國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的影響。她們更傾向於探討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在社會與政治領域中的不足之處。她們中的不少學者提出並批評諸如婦女的「雙重負擔」、國家把婦女主要當作勞動力的來源、國家在婦女社會角色的發展上同樣制造了城鄉差別等問題。就「雙重負擔」而言,中國女作家對此也有關注,宗瑛的《人到中年》最具代表性,改編成同名電影後,更是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在婦女與工作的問題上,王安憶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撰文提倡婦女回家進廚房。
第三個「說法」或「故事」即與上述的批評傾向有關,更與20世紀80至90年代興起並占據主導地位的後現代、後結構主義女性主義有關。除了通過引人後結構主義話語使性別與性的問題進一步細化甚至碎片化以外,這個「故事」基本上延續了「第二個故事」的基調。盡管兩者之間有諸多不同,其各自內部也不乏正確與矛盾之處,但兩者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強調需將婦女解放運動從「革命」的「宏大敘事」,以及這一「敘事」的歷史觀脫離出來。在第三個故事裡更是將毛澤東時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作為被質疑的對象,置於後現代批評話語的系統之中。在這個「故事」裡,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出現的一些單個的文化文本常常被用來對這一解放運動的整個歷史及其後果進行一種「癥候學」的分析。雖然癥候學解讀可以幫助探討盲點,並作一些批評性的聯想,但是,在西方後現代學術話語內部產生的「第三個故事」卻回避不了它自身的盲點和理論局限,尤其是在涉及婦女解放運動與婦女在運動中產生的自我認識(或者,用後現代的術語來說,她們的「主體性」)之間的復雜關係的時候。因此,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後現代女性主義理論在引人性別視野,以及繼續對婦女解放運動予以指責的同時,也就在使這一解放運動的遺產邊緣化、無關緊要化,甚至幾乎消失不見的過程中,扮演了(將婦女解放的革命性意義消隱掉的)「消隱者」的身份。
簡言之,在過去30年間發生的第二和第三個故事中,浮現出了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關於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觀點,在以下諸方面展開爭論:1.該解放運動是一個自上而下、把婦女當作政府保護「對象」(object)的運動; 2.當婦女被鼓勵加人勞動大軍,從傳統的家庭領域中走出來,進人到公共領域時,她們主要被作為勞動力的來源看待;而且,很多勞動婦女本來就要為了生存而勞作的,所以婦女解放以工作為中心的話語主要是一種宣傳; 3.該解放運動對「女性特質」視而不見,以男性標準來要求女性,因為中國共產黨的性別平等政策基本上以男性為中心; 4.以上幾點原因,導致中國女性未能發展出「性別意識」,相反,她們變得對「社會性別」一無所知,不了解自己的「女人性」,基本停留在對政府保護的依賴上。這些爭論的中心似乎基於一種對政府、國家和(中國追求的)現代性的懷疑和擔憂,外加一種「國家救亡不在婦女的利益範圍之內」的假設。然而,正如林春所質疑的那樣,如果說一些批評有其一定的道理,「因為與『階級』一樣,『性別』同樣隸屬於革命與社會主義現代性的國家工程」,但是,「難道婦女解放可以在受壓迫的人們不獲得獨立與發展,不在婦女也為此進行奮鬥的情況下獨自成功嗎?」
確實,當我們試圖去理解,無論現實的缺陷和不足狀況如何,幾代中國女性如何學會相信她們與男性是平等的;當我們試圖去理解,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盡管有城鄉差別和發展的不平衡,如何在各種保護婦女權益的政策與意識形態宣傳的影響下,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學會接受變化了的兩性關係,以及婦女社會角色的變化,學會接受婦女確實可以勝任那些傳統觀念與社會政治體系認為是「非自然」或「非女性」的工作時,我們會發現現有的這些「故事」裡存在著大量的缺失和盲點,並且無法解釋上面提到過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對西方女性主義看似矛盾的回應。換句話說,盡管它們在對中國女性的解放運動作必要的批判性評價方面做出了一些貢獻,這些「故事」裡大多數缺失的是對, 1.中國婦女地位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2.以「男女平等」、「婦女能頂半邊天」等話語為代表的各種社會與文化實踐; 3.中國婦女所形成的「自我」意識,這三者之間所具有的關聯及其歷史和現實意義的充分認識。
如此,在對這些「說法」或「故事」的認識基礎上,本文提出的「第四個說法」認為,應該對「婦女能頂半邊天」的歷史性加以重新認識。面對諸多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看似自相矛盾的反應,需要通過對「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一話語及其歷史性的「再認識」,才能獲得對中國婦女解放遺產更好、更全面的認識和理解。
重新理解「婦女能頂半邊天」
根據大多數的說法,「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在毛澤東時代的意義體現在它強調鼓勵婦女走出傳統角色,進入「政治」與「公共」領域去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與「社會主義革命」。一些批評者追問「政治」與「公共」在毛澤東時代政治經濟體系背景下是否以犧牲婦女的「女性」性別差異為代價。「第四個故事」意在既意識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缺陷與不足,也意識到「婦女能頂半邊天」作為該運動的遺產,尚需被重新檢驗和認識。
「第四個故事」主張要更全面地考慮婦女生活中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政治變化,與毛澤東時代鼓勵女性把自己作為與男性平等的人、鼓勵她們參與公共活動的社會文化動員在文化與「審美上的」表述之間的聯繫。筆者把「婦女能頂半邊天」重新置於被林春稱之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性」的歷史語境中。通過把以上「三個半故事」與上文提到的自相矛盾所具有的關聯作為出發點,希望突出這樣一個問題:社會變化與國家有關性別平等的意識形態——或者叫做「國家女性主義」——的結合,是如何在「半邊天」的精神指引下,催生並賦予社會文化變化以及女性形象的審美表現以合法性,從而幫助幾代(尤其是年輕的)中國女性在相信她們與男性是平等的觀念中長大成人。
從己有的對1949年以後一些中國主要媒體如《紅旗》、《人民日報》、《中國婦女》、《中國婦女報》的研究中,可以發現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旨在推動社會、經濟與政治變化而逐步展開的政府「指示」的軌跡,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對性別政策的公開的討論與公告。其中「婦女解放」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話語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詞。同時,由於鼓勵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勞動大軍,越來越多的關注婦女權益的政策開始被制定和宣布(並執行),包括同工同酬、公共幼托、公共醫療體系以及公共食堂等。從其中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發現有關婦女問題關注點的不斷變化,通常是與各種政治經濟活動、宣傳或事件和運動聯繫在一起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從中國農村的「合作社運動」開始,動員婦女參加勞動大軍在農村與城市都獲得了動力,並且這種動力一直持續到大躍進運動結束以後的階段。有必要順便提一句,認為婦女應該被鼓勵走出家庭束縛、參加社會生產的觀念,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已經得到了表述。比如,早在「五四」時期,現代男女革命知識分子就已經意識到建構公共社會領域對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廬隱、石評梅、蕭紅等「五四」時期的女作家描寫「現代」女性追求「自由戀愛」以及與「現代」男性結婚,卻發現自己重新陷入女性傳統家庭角色與傳統男權關係牢籠的兩難困境。魯迅有關「娜拉出走以後怎麽辦」的問題以及他在《傷逝》中對子君的描寫,更是表明婦女解放如果不改變社會體制,讓女性在社會領域中與男性享有平等的對待,女性個體的解放將不可能徹底。毛澤東這樣的革命者很早就把社會與經濟改變作為女性解放的基礎。例如,1934年,毛澤東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一文中談到婦女在農業生產發展中的重要性。194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前夕,毛澤東在為婦女雜誌《新中國婦女》創刊所作的序言中寫道「團結起來,參加生產與政治活動,提高婦女的經濟與政治地位」。
很顯然,如前所述,毛澤東時代從一開始就把「工作」、婦女解放同國家現代化建設緊密聯繫在一起。前面提到黨的媒體,在性別平等政策奠定基調方面回應早期毛澤東的婦女觀。這些宣傳為改變女性的社會與經濟地位、改變所謂的「老封建思想」搭建了舞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盡管後毛澤東時代對毛澤東時代女性的「雙重負擔」以及女性作為「國家勞動力資源」進行了廣泛的反思,不可否認的是,社會體制的變化使得「工作」對女性自身來說其實具有超越「工作」本身的意義。對很多人來說,它提供了一個她們以前從來沒有機會去從事的工作崗位,提供了一個走出家庭、(有可能)獲得獨立意識的機會。對很多其他人來說,「工作」也開始不僅僅意味著只是一種謀生手段或者被生活所迫而為。它伴隨著在整個社會層面上出現的男女平等的意識,提供了邁向構建新的(性別)「自我」意識的關鍵的第一步。換句話說,能夠工作是「半邊天」口號得以實現並且具有文化意義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對1949年以後中國(城市中)的普通婦女來說。當以工作為中心的「保護婦女權益」的政策一一如產假、幼托、醫療服務等一一頒布實施以後,不僅為婦女參加工作場所的勞動提供了可能,也鼓勵了其中許多人向往參加社會勞動並從中取得更大的(自我)成就感。
雖然性別平等政策有其不足,但體制變化帶來的「工作」在女性生活以及她們的信仰體系中引起的變化卻不容輕視。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根本地改變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挑戰了對女性的傳統觀念,而這一變化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下，在「個人選擇」沒有與之相應的、政府發起保護婦女權益這樣的社會結構改變相配合作為體制前提,婦女解放就沒有真正的社會基礎。以工作為中心的婦女解放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與其說是倡導性的,不如說是一種必需的變化。也就是在這個層面上,由國家發起的、以工作為中心的、中國婦女對公共領域的進人,回應了美國婦女運動第二次浪潮的婦女解放的訴求,盡管中國的運動因其「自上而下」的軌跡而被很多女性主義者所批判。但是,這種具有爭議的、自上而下的軌跡並不能否定這是一種「國家女性主義」行為的事實。盡管具有不足之處,它最終改變了傳統的社會性別秩序。正是在這一根本層面上的變化,婦女、工作、「半邊天」的精神在毛澤東時代一系列文化表現形式中得以正面呈現,並對培養一代新的女性的自我意識產生影響。
毋庸置疑,在基層發動婦女加人勞動生產、提高人們對其的認識以及國家有關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這些都暗示著女性不僅是一種需要保護的弱勢性別,她們還需要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治正確的啟蒙運動吧。因此,在孟悅與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的最後一章裡，她們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軌跡中這一男性權力本質進行了批判,指出當女性走出「家庭」的男權樊籬時,她們發現自己只是陷人了「國家」的男權樊籬的包圍。但是這樣的一種粗線條的批評忽略了女性自身作為歷史主體的存在。事實上,大多數女性都是有能力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的。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很多婦女而言,無論如何,參加「工作」是可以帶來更大的解放的。在今天的中國,女性在性別政策、對工作的選擇,以及其他社會與公共領域中正遭遇到「溫和的忽視」甚至是公開的歧視這樣的現實裡,當女性被越來越多地被引導進人「女性」專屬的生存領域時,我們該如何重新評價曾經一度真的相信她們與男性是平等的、真的可以頂起半邊天的女性主體意識和地位?
雖然就像開頭提到的那樣,「婦女能頂半邊天」這句話是何時、何地被創造出來的並不清楚(大多數資料顯示這句話直到卻世紀60年代才出現),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久,文化領域就出現了作為革命者的健壯(並且看起來形象健康的)女性形象。她們作為在工業、農業、軍隊及其它生活領域中與男性平等的人,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的主流文化中具有越來越大的正面價值。同時,在文學、電影、戲劇、歌劇、音樂這些文化形式中,女性開始被類型化為革命的、或者具有革命者潛力但需要提高認識的、保守的甚至反革命的等不同的類別。後毛澤東時代的女性主義批評已經從諸多方面質疑對女性的這種類型化:1.與「階級」理論的簡單聯繫,臉譜化; 2.受對女性弱點的傳統認識的影響,繼續把女性表現為瑣碎、狹隘、缺少思考能力等。但是,另一方面,本文以為這一文化語境中的正面女性形象同時也不可否認地影響了幾代女性,使她們自豪地認為自己能做男人能做的事,從而產生新的身份意識和使命感。在女性能夠想象她們自己超越家務、家庭、傳統性別角色以及傳統對「女性氣質」的要求之中,有一種強大的審美力量與吸引力。
在現有的不多的對毛澤東時代婦女形象的研究中,評論家們紛紛聚焦一些「經典化」了的形象,比如《白毛女》及其從20世紀40年代的歌劇60年代被改編成電影,最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改編成芭蕾舞劇的過程。這些評論正確地指出了女性與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以及在這種不平等關係中所潛藏的、用「女兒」的角色來象征父系社會對女性「性純潔」的傳統要求。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如果對「白毛仙姑」這個故事的「純潔化」的過程表明了官方意識形態對女性性別意義的一種影響,「白毛女」的形象卻不是被毛澤東時代大多數的(城市)女性所效仿的形象。因此,上面提到的批評存在的一個問題是,「白毛女」只是對婦女形象的多種表現中的一個例子;目前這些對它的演變過程的解讀至少犯了一個「用一個故事及它的文本變化來概括國家與人民/女性之間的全部關係」的錯誤。
正如已經提到過的那樣,伴隨著「白毛女」、「舞台姐妹」這樣的「被國家拯救的犧牲者」的形象,「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精神使一大批「積極」的女性形象的代表也被創作出來並廣為流傳。特別是,對於那些在毛澤東時代被改變了命運或者長大成人的女性來說,電影裡的這樣的形象似乎流傳得更廣,影響也更長久(雖然是充滿矛盾的)。趙一曼、劉胡蘭、江姐、林道靜、王芳《英雄兒女》、吳瓊花《紅色娘子軍》等形象,以及《女籃五號》、《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冰上姐妹》、《女跳水隊員》等關於「年輕人」的電影中的集體女性形象,以一種充滿希望的旋律,把女性作為革命者或未來的革命者來進行表現。
如此,當我們回到上面提到過的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寫作,以及她們對西方女性主義的充滿矛盾的反應,當我們註意到與之相呼應的一些在西方出版的,在毛澤東時代長大成人的中國女性所寫的回憶錄,兩者所表現出來的不願意拋棄那場解放運動的重要性,(尤其是)後者仍然堅持革命女性的形象對她們形成作為女性的自我意識的重要意義,我們的認識和理解就應該相應復雜起來。王麗華在另一本回憶錄選集中,談到劉胡蘭的形象以及「鐵姑娘」的形象如何幫助她迎接「文革」中她所被分配的工作的挑戰、她對女性英雄主義的認識如何防止了她陷人「平庸」或「狹隘」的包圍。王政同樣回憶電影與文學中所刻劃的女革命者形象在多大程度上讓她開始思考自己的「革命動力」並且感到充滿激情。盡管她的文章堅持說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年輕女性比之「婦女」,更願意認為自己是「青年」,但是在她的上下文中「青年」仍然指的是電影中所刻畫的女革命青年。對這些回憶錄的作者來說,正面的女性形象包括江姐《江姐》、高山《烈火中的青春》、林道靜《青春之歌》、王芳《英雄兒女》、林小潔《女籃五號》、吳瓊花《紅色娘子軍》、《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中的女青年、《洪湖赤衛隊》中的女遊擊隊員等。這些認同是積極的,因為這些女性形象標誌著一種從未如此廣泛、如此公開地向女性及整個社會展示的,新的社會與文化的想象、實踐與可能性。在集體想象一個獨立與「現代」國家的歷史背景下,鼓勵女性去想象自己能擁有與母親、祖母不同的世界。可以肯定地說,當女性積極去參與中國爭取獨立與主權的國家的鬥爭時,很多人這樣做是為了個同時夾雜著社會政治及各種跟個人相關的理由。這兩方面常常並不是彼此兼容的。女性常常發現自己面對著被她們的男性革命同伴所忽略的、互相沖突的要求與實際困難。但是蘊含在「頂起半邊天」及相關的文化表述中的革命主題在一系列微觀環境下,仍然是鼓勵女性自強的一個強有力的話語。
正如我在別處討論過的那樣,在當代中國女性知識分子談論發展女性主義本土化時,除非她們清楚地理解自身在中共領導的婦女解放、尤其是與「半邊天」有關的話語與實踐中的經驗,「女性主義本土化」仍將是虛幻的。在有關「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話語討論中可以重拾的是一種持久的、對性別正義與性別平等的承諾,以及一種探尋「婦女解放」一度意味著什麽、在新的社會與歷史條件下如何進行更新的意願。確實,只要女性知識分子沒有忘記「半邊天」話語的歷史特殊性及它對中國婦女的解放所作的貢獻及其局限性,也許將來還會有進一步探討女性想象與實踐「頂起半邊天」的意義更多可能。
（本文原載於《南開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