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幼小開始便對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那是身分（Identity）。舉個例，我不明白為何「男人定要做Gentleman」、而「女人則要做Ladies」，更可疑的就是那些口裡擾攘著要「男女平等」，到頭來原來是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地要求男生為女生服務並貫徹「Ladies First」的原則的女生。記得一次小學週會，同學都要按「慣例」先唱國歌（好像還被學校特訓過），有位同學反抗認為唱這些歌沒意思不願意跟著大家唱，然後換來老師重罰，原因是因為（容我覆述那位老師的話）「作為中國人就要學懂唱國歌」。這些回憶看似簡單，但都困擾著我半個人生（…說笑的，但相信不少人都類似我的經歷），畢竟如何拿捏與異性交往、如何盡一個公民（國民？）的責任、和選擇一個怎樣的職業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件大事情，後來唸個社會學副學士時，才後設地認識到這些議題原來都與身分認同有關。
縱使這些議題都困擾我這麼久，但卻從來沒有認真處理一下，因此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和內容非常簡單，就是透過與身分有關的理論、揭示「身分」對於人的宰制及其背後拉扯不斷的權力關係、從而反思後現代社會下身分的意義。
關於身分的理論
關於身分的議題曾經引起不少的討論，而身分具有個人（Personal）和社會／社群（Social/Communal）的兩個層面。Robins（2005.）認為身分是一類抽象且具有有秩序的社會產物，它由心理和社會言說（Narrative）所構成。而David Millers （1995: 175.，引自Robins，2005: 173.）則指出身分有助我們理解身處的社會、自我、歷史、以及生命的意義。謝均才（2011: 27，與Stuart Hall（1990）的討論相似）指出「身分是人格的一環，當中包括個人相對於他人的獨特性，對他人或群體的聯繫和連續感。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身分是個人和群體的中介或連接點，亦是個人在社群中的地位（status）和角色（role）…身分又可分為個人和群屬兩部分，而役此又往往糾結起來。身份的內容和形塑植根於人際交往及生活經驗，以及更廣闊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規範，尤其以符號、語言活動為媒介。」然而，一個人認同（identify with）自己屬於某社群並且扣連 自身經驗到某社群以進行集體活動時，便從該集體獲得了歸屬感。因此，一個人的身份具有其抽象（經社會建構所成）和具體（從社群中感覺到的認同、經驗、甚至實體化（materialise）為身分證）層面，它（例如國族身份）可被建構於某人，並且用以於（政治）動員上。
總的來說，一個人的身份具有建基於一致性的包容面向和建基於兩個不同群社的差異的排他面向，前者訴諸一個社群的共同經驗、透過建構一套共同的文化體系維繫社群／族群，這是Benedict Anderson（2006）的 “想像的共同體”的理解，而這種強調共同特質的身份特殊性，同時亦帶有排他的面向，間接構成不同社群之間的矛盾，這是身份（認同）為我們所帶來的矛盾（contradictory）。但這與我們何干？
甚麼身分的人做了甚麼身分應做的事
我們每個人生於世上之前就不能被免地被賦予不同的身分，作為某種性別、某個國族、某個階級、某個家庭、某個人的親屬而存在於世上。由上述討論得知，一個身份包含了一套價值觀、規範、以及認同感，這些世界觀進而影響著每個人的生命，例如女性於父權社會下往往被認為是能力弱於男性，而這種觀念驅使下，女性於政治、勞動市場、甚至升學機會上都面對著不平等的狀態，這些都影響著某個出生時作為女性的人的一生。
但我無意欲批判這種基於性／別差異的不平等，但我希望藉著這些經驗討論由這讓所引申的幾個問題 ─ 身分能否脫離客觀因素、脫離其所賦予的責任和規範、以及我們是否都有必要獲得身份？
粗口一開始並非不雅用語，卻只是作為較少機會接受教育的平民所使用且簡而精的語言、亦同時作為一種表達情緒不滿的方法。後來草根平民在批評和挑戰權威時，由於當權者（或許是受到自十八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由新冒起的中產所維持且針對性的「道德」規範所影響？）未能「紓尊降貴」以同樣的語言反擊，所以才製作出一套規範（透過一套制度（例如公共教育）傳承下去），並且以「禮貌」為由來包裝這些限制，及後其他人只要在公開場合「講粗口」就會被說成是「唔得體」且是「市井之徒」的行為，應該被禁止。追溯歷史就會發現，原來不少名人（例如聖女貞德、畢卡索、以及米開蘭基羅）也曾經「講粗口」，而粗口亦由簡單（且用於挑戰權威、打破社會禁忌）的助語詞昇華到「道德與文明的爭論層面」，縱使我們知道甚麼是粗口，但當這種「語言」被當權者及主流社會界定為為不雅時，我們就因為其附帶的社會道德壓力而不去使用它們。
簡單而言，粗口的界定是權力的產物。而髒話亦由草根階層的日常生活用語慢慢經一套普及的教育制度（介定甚麼語言「值得／不值得」學來）進行邊緣化，甚至最後連草根階層亦會認為這些語言是「不文明」的表現，受過規訓／教育（象徵著「較文明」）的人亦刻意回避這些用語，免得其他人透過人們所說的話去誤錯地界定他們的身分。從這角度看，身分並不一定只具有客觀層面的意義，而是透過你的表現（performance）介定，並根據這些準則來賦予不同身分的人具應然性（normative）的行為，總的而言，身分是具有規訓、管治、以及宰制的面向。所以，一個身分並非純粹於出生時被賦予，而是具有個人、社會、甚至是權力的面向。
沉重的國民身分所帶來的「責任」
其他身分事小，國族身分所引申的問題就更為複雜。愛國主義者認為一個國家的人應該無條件地愛自己的國家，更激進的說法便指國民應在國家危急的情況下獻出自己的生命。
在當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日漸泛濫的情況下，作為中國天朝主義下的子民，在日益繁盛的國力形勢下，反對國家的政策往往都會遭到千夫所指。在香港便發生硬推國民教育來提高大家對於國家的歸屬感，而縱使香港社會強烈地表達對國家的懷疑，但中方仍強硬地塞一套「理想國民」的圖像予我們，畢竟身分（特別是國民身分）往往都包含著一套具體的行為準則、責任、以及生活方式。然而，自八九六四後不少親中人士開始懷疑以中共本位的想法，在介入和關心國情的層面上仍然保留批判的觀點，主張有懷疑主義色彩的愛國觀（這部份人士之中以程翔最為突出）。
話雖如此，有些人亦在黨的紀律之外，表現出他們愛國的情懷，當中就保釣份子最為顯著。在中國當代的社會脈絡下，中共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透過排外型式的民族主義來動員和組織群眾以維繫其政黨的執政認受性（Dickson, 2004.；Gries, 2004.），由於這種民族主義是透過建構並指向一個共同的民族敵人（例如日本）來維繫，因此必須保持其動員和群眾基礎上的一致性。正因如此，雖然活躍於中國民運行動的保釣份子表現出愛國的情操（冒死衝上釣魚台宣示「國家」主權，還唱新中國國歌！），但就在在這種容不了異見的愛國主義下，透過沒收其回鄉証，以表示以黨為本位的新中國並不歡迎這種「另類」愛國人士進入其領土。被沒收回鄉証表示的並非進出境自由的問題，而是象徵意義上被黨剝奪了「國民身分」的一種姿態／展現，背後是否定了那種愛國而並非愛黨的情操。
港人國民身分認同持續低落的原因，原來是吊詭地建基於那種愛國的另類實踐之上，我們並非不愛國（縱使是有人不認同中國作為他客觀的身分指標），而是怕「用錯了方法、愛錯了國家」，恐懼純粹盲從以黨為本位的國家觀點，再次造成類似八九六四般的慘劇。畢竟，在香港這個社會、歷史、和政治脈絡下，（國民）身分是無法與黨所賦予於這個身分下的責任（愛國必須與愛黨並駕齊驅，而且服從於黨的紀律）分開。愛國頓時變成了一把雙刃刀，一方面為我們帶來（中方也樂見的）歸屬感，但同時亦刺痛了以黨為本位的世界觀。或許身份這種東西本來就是一種矛盾的概念，它建基於虛構的彊界（frontiers）和界限（borders），一方面保存了自身的穩定和同質性，另一方面卻製造了基於差異且可能具有威脅性的他者（otherness）（Robins，2005: 174）。然而，中方想要做的就是將我們都同質化，去掉對黨抱有懷疑的視野，但碰巧這種視野卻是我們相對於內地的差異，建立我們自身認同的底蘊。「港式」保釣行動原來只是我們另類愛國的抵抗。
愛國，對於內地與香港來說，顯然就是複雜的一課。那關於身分（認同）的議題，只要選擇逃避而不去理會的話，這一課可以不用上嗎？
身分 － 作為安身立命的社會功能
我認為那是不能的，那是因為身分為我們提供安身立命的理由、了解自己的過去、以致了解整個社群的中介點。或許身分是基於差異而建立，而因資源分配不均進一步而引起了民族之間的衝突，但這都並未構成要推翻所有身分的理由，涂爾幹早在百多年前已向我們展現出人在失去社會規範限制時，所面對的失範（Anomie）處境，即人失去方向的情況和生存價值下而輕生。縱使身分帶來壓迫、宰制、以及將我們與他者分隔，但使之完全消失亦並非可取。畢竟，身分使我們有了責任、方向、和意義。
結論
那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處理自己的身分認同？我無法在這裡給予一個既定的答案，但有些東西我相信亦能借鑑。Stuart Hall（1996: 4，引自Derrida，1981；Laclau，1990；Butler，1993）曾指出身分的建構過程涉及基於差異所形成的他者，他稱這個他者為組成的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透過差異確立同質性的身分，但實際上又是與他者是密不可分、且箇中互扣的，雖然展現為你／我兩種不同的身分，但實際上是共同體的狀態。
我認為世界不同的社群是能夠透過這種真正面對大家的差異，從而建立起一個共同體國度，進而透過懷疑、批判、解構揭示身分的另類可能性，以重構一種流動的身分認同。
我們不需要給予一種宏觀而特定的身分視野（則今天是中國人那只能作中國人、或永不作中國人的這種論調），亦不需懼怕給予自己一個（穩定）的身分（因為這身份在不適用時可以從新投入另一個角色，例如選擇以世界公民的定位思考某個問題、或從香港人的身分思考），我相信屆時要處理的就已經並非那「應否愛國」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作為一個共同的社群共處的問題。
那時候，我相信最終亦要面對那表現為身分政治、族群矛盾、以及道德規範未能處理，且暫時失語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及其所引申的資源問題。當這個情況達到之時，我相信那才是解開糾結的起點。
參考資料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utler, J. (1993).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Hall, 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 Rutherfo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pp. 222-237). London, England: Lawrence&Wishart.
Hall, S. (1996). Ind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2-17). London, England: Sage.
Durkheim, E., Buss, R., Sennett, R., & Riley, A. (2006). On suicide. London: Penguin Books.
Derrida, J. (1981). Pos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ajnryb, R. (2004). Language most foul. Australia: Allen & Unwin.
Laclau, E.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Miller, D. (1995). On nation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Robins, K. (2005). “Identity” in Bennett, T., Grossberg, L., Morris, M., & Williams, R. New keywords: 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p. 172-175).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Dickson, B. J. (2004). "Dilemmas of Party adaptation – The CCP’s 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Gries, P. H., & Rosen, 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pp. 141-158.)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Gries, P. H. (2004). "Popular nationalism and state legitimation in China" in Gries, P. H., & Rosen, S. State and society in 21st-century China: Crisis, contention, and legitimation. (pp. 180-194.)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鄭宏泰、黃紹倫，（2004）．香港身份證透視．香港：三聯書店
謝均才，（2011）． 辨國族身分． 教育學報， 39，（1-2）， 2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