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柏棣
【摘要】女性主義爭取工作權、爭取家務勞動工資的鬥爭中存在著「去政治」的傾向。工作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壓迫制度的組成部分，對工作的無批判的接受，導致女性主義的政治軟弱。重要的是要反對工作本身，為社會建立一個新型的組織結構。維克斯把工作作為一種制度放在政治範疇中考察，挑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運動中讚美工作的傳統，並提出了一個女性主義的後工作的社會願景：通過實行「基本收入」制度來消除工作制度。勞動者的解放就是從勞動中解放出來。
後資本主義時期是一個空前異化的時代。 2013年，美國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70%的人憎恨自己的工作（指掙工資的工作）或對自己的工作沒有任何興趣。的確，現在多數人從事著單調的、超長時間的、沒有成就感的工作，工作成了一種煎熬。然而，絕大多數的人必須工作，這是沒有選擇的，他們在這煎熬中度過自己人生中最寶貴的階段。這不能不說是對人性的巨大扭曲、巨大異化。
這種對工作的人道主義思考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常見。人們對工作的關心是經濟的和社會價值意義上的。一個經濟專業的學生曾對我說:如果大學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不能就業，那你都不能算是一個社會存在，政府的統計數字裡沒有你，經濟裡沒有你，所以你都算不上是個社會成員。 2010年我的一個學生畢業時找到了一個在摩根大通做金融的工作，很興奮地對我說，他每星期要工作60小時呢。能在金融危機後找到一個金融的工作，說明的確有競爭力，這就是成功。為此，他的照片和「事蹟」在學校網站首頁上展示了兩個星期。
工資工作是絕大多數人維持生命的必須，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必須。工作更是人的社會身份、社會價值，並承載著社會倫理。一個人有沒有工作，
有什麼樣的工作，報酬是多少，在哪里工作，工作的難度、強度和時間長短，這些是現代人階級分層的標準之一，是其社會身份的基本定位。工作還是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是人們體會階級和等級壓迫最直接的地方，也是最缺乏民主的地方。你可以罵總統，但是不可以罵老闆和上司。罵總統是民主，罵上司就是自殺。工作更是一種意識形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倫理。一部分人工作更努力，更有效，花更長時間，致使另一部分人沒有工作，丟掉工作，導致社會分配嚴重不均，這正是我們的時代精神。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裡，凱茜·維克斯 （Kathi Weeks） 在《工作的問題: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反抗工作的政治，以及後工作想像》（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Anti-work Politics，and Post-work Imaginaries）一書中對「工作問題」的反潮流式的思考尤為重要。維克斯把「工資工作」和「工資勞動」當成資本主義對人性的製度性壓迫的一個場所來分析。她挑戰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傳統「工作觀」，認為女性主義爭取工作權、爭取家務勞動工資的鬥爭中存在著「去政治」的傾向。工作本身就是資本主義壓迫制度的組成部分，對工作的無批判的接受，導致女性主義的政治軟弱。維克斯提出了「後工作」的概念和女性主義在後工作時代的社會改良綱領:爭取實現「全民基本收入」的經濟制度。
女性主義可以如何批判工作制度
這本書除前言「工作的問題」和結語「超越工作的生活」以外，共分五章，題目分別是：描繪工作倫理；馬克思主義、生產主義和拒絕工作；工作訴求，從家務勞動工資到基本收入；我們的時間：工作、家庭以及縮短工作時間的要求；未來就是現在：烏托邦訴求和希望的時間性。
維克斯的兩段卷首語相當睿智，來自於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萊特·米爾斯。穆勒觀察到，幾乎每個女人都抱怨自己丈夫的行為和朋友丈夫的行為，認為自己沒找到好丈夫，雖然事實是從來就沒有好丈夫，因為丈夫是一種社會制度和權力。但女人卻看不到製度。這跟其他的剝削關係一樣：奴隸並不抱怨其主人的權力，只是不滿其暴虐。米爾斯也用同樣的邏輯談人們對工作的態度：好的工作，不好的工作，人們常抱怨自己的「這種工作」，而去羨慕別人的「那種工作」。這種抱怨沒有意義，因為缺乏能對超越「工作」這種社會組織方式的另一種組織方式的想像力。
維克斯認為，我們對工作的批判，就像對家庭關係一樣，抓不住要害，抓不住權力關係。 「我們好像沒有能力把家庭和工作的權力關係作為製度來考慮，我們對待工作就像對待家庭和婚姻關係一樣，看不到它是一個社會機制，而看成是一個個人之間的，獨一無二的關係。」在私有製中，除了家庭，工資工作是人們社會化的最重要的場所。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終極目標就是子女的工作。現代醫學醫藥，特別是精神病學，治療的目的就是要保證社會擁有正常的勞動力。社會工作這個新興職業的唯一功能是幫助人們有工作的能力。軍隊、監獄這些國家機器也添加了工作培訓的職能。
維克斯對工作進行製度性批判的理論資源主要來自於兩個批判傳統：一是「自治主義馬克思主義」或「自治馬克思主義」;一是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爭取家務勞動工資」的運動。源於意大利的自治馬克思主義學派崇尚「拒絕工作」，認為改變資本主義僅靠消滅剝削是不能成功的。重要的任務是要反對工作本身，為社會建立一個新型的組織結構。當然，反對工作不是完全不工作，而是要堅決地反對圍繞工作而建立的道德觀。
在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兩種截然不同的對待工作的思路。一種是人們耳熟能詳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這裡勞動是積極的、創造性的活動，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勞動者的創造能力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和源泉，同時，勞動者通過必要的勞動/工作而達到自我實現。馬克思的另一個思路可以在《1844年經濟和哲學筆記》裡找到。馬克思從非異化勞動的角度對工資勞動進行批判。他認為，工作是對人類創造性和能力的表達，而這種表達只有在剝削之外，在壓迫和被壓迫關係之外才能體現。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寫道：「自由的境界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能開始:生活必須由外在決定的勞動而終結。自由只有在超越物質生產領域時才能實現。」
維克斯的第二個批判資源是第二波女性主義中的激進馬克思主義流派，以溫蒂·布朗和琳達·澤日立為代表。她們主張的女性主義的社會改造工程是以自由解放為框架的。她們對自由的追求超出了對平等的追求。她們的鬥爭目標不是跟男性一樣，而是從這個制度中解放出來。這裡的自由不是個人意志，而是政治的、集體的行為和訴求。人要解放，必須首先放棄個人意志。在這兩種理論基礎上，維克斯通過對家務勞動和性工作的檢討，批評了女性主義的工作倫理觀。實際上，第二波和第一波女性主義一樣，對勞動的關注主要集中在男女同工同酬和有酬勞動機會均等問題上，對無償的家務勞動的關注是第二位的。不知出自什麼原因，維克斯沒有涉及同工同酬等問題，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無償家務勞動和關懷性勞動上面。
「家務勞動工資」的要求源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交換價值是由工資勞動創造觀點的修正：家務勞動服務於資本主義的勞動力的再生產，所以也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家務勞動同社會勞動一樣，應該有工作報酬。維克斯認為在那場運動中，女性主義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要求有酬家務勞動的目的不應該是「歌頌家務勞動的美德」，而是要強調家務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必要勞動」。這樣，即使有一天，社會把家務勞動看得很高的時候，我們的目的也不是通過家務勞動發現什麼自我的社會實現和價值。
「家務勞動工資」還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點。第一，如果家務勞動有工資，女人就會被鎖定在家務勞動中，這樣會加大社會性別的勞動分工（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而社會性別的勞動分工正是女性主義旨在消滅的。第二，會加強工資工作制度，支持了資本主義的工作倫理，加深人的異化。在這裡，我們看到維克斯對那個「反對工作」的馬克思的直接承繼。馬克思本人對工人爭取增加工資的鬥爭持懷疑態度。如果只是從增加工資去解決問題，說到底，也就是「奴隸為自己討了個好價錢」（Better Payment for the Slave）。
維克斯在其書中對「性工作」的討論對我們認識中國現狀也有一些啟示。她認為，女性主義用「性工作」、「性工作者」替代「賣淫」、「妓女」，不但完成了反對歧視的語言話語的轉變，而且也把社會造成的道德困境轉移到了經濟運作中。 「性工作」躲開了對資本主義社會道德危機的評判，出賣隱私這種極端的異化現象就變成了一個機會問題、就業問題、收入問題。 「性工作」打著反對傳統道德觀的旗幟，強調出賣隱私的主體性，把這種赤裸裸的權力關係說成是平等的交換，甚至是超額交換。從主流女性主義對待性工作的態度上，維克斯總結出其政治保守性。女性主義在爭取家務勞動工資和性工作權利的兩個鬥爭中，都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邏輯，強化了被韋伯稱為「資本主義文化的社會倫理」的工資工作制度。 」
「後工作政治」應該包括這樣的內容:要求實行「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制度，以取代工資工作制度。基本收入應該被看成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基本收入不應該受影響於其他收入和是否工作。基本收入製度會使很多人對工資制減少依賴。基本收入製度是平等的，跟侵犯個人隱私建立在等級制上的社會福利制度有根本的區別。除了爭取基本收入以外，還要爭取在不減少工資的前提下縮短工作時間，就是早期工會領導的工人運動的要求。但是這種進步的要求在近些年女性主義的討論中，或者在主流的討論中，卻變成了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問題。維克斯反對這種「家庭為中心」版本的討論，強調工資工作時間的縮短目的不是要增加家務勞動和關懷性勞動的時間。後工作政治的目標是縮短所有必要工作的時間，爭取更多的時間去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想做的事、跟異化勞動無關的事。基本收入的錢從哪裡來呢？維克斯認為有兩個渠道:一是鼓勵有進步思想的人士捐款；二是通過國家提高對公司企業的稅收率集資。
《工作的問題: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反抗工作的政治，以及後工作想像》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作者衝出了現實的「鐵屋子」，超越了製度的束縛。她對女性主義的期盼，對理想社會的堅持，令人振奮。
維克斯認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後工業化時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新的社會運動提供了豐富資源，使以往的烏托邦式政治經濟要求成為可能。 「基本收入」在現在可能還是一種烏托邦式的遐想。
大量的失業、無業、不完全就業的存在說明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一個不需要人人工作的階段，這就是所謂「後工作」時期。社會財富積累到了可以保障每個人生活需要的數量。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應該爭取不工作，少工作，每週工作不超過30小時的權利。維克斯提出，女性主義在後工作時代應該成為社會政治運動的先鋒。女性主義的訴求應該從「社會性別」訴求轉變成「全民」的訴求。女性主義的後工作政治」應該包括這樣的內容：要求實行「基本收入」（Basic Income）制度，以取代工資工作制度。基本收入應該被看成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基本收入不應該受影響於其他收入和是否工作。基本收入製度會使很多人對工資制減少依賴。基本收入製度是平等的，跟侵犯個人隱私建立在等級制上的社會福利制度有根本的區別。除了爭取基本收入以外，還要爭取在不減少工資的前提下縮短工作時間，就是早期工會領導的工人運動的要求。但是這種進步的要求在近些年女性主義的討論中，或者在主流的討論中，卻變成了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問題。維克斯反對這種「家庭為中心」版本的討論，強調工資工作時間的縮短目的不是要增加家務勞動和關懷性勞動的時間。後工作政治的目標是縮短所有必要工作的時間，爭取更多的時間去做自己願意做的事、想做的事、跟異化勞動無關的事。基本收入的錢從哪裡來呢？維克斯認為有兩個渠道：一是鼓勵有進步思想的人士捐款；二是通過國家提高對公司企業的稅收率集資。
作者衝出了現實的「鐵屋子」，超越了製度的束縛。她對女性主義的期盼，對理想社會的堅持，令人振奮。 《工作的問題：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反抗工作的政治，以及後工作想像》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作者衝出了現實的「鐵屋子」，超越了製度的束縛。她對女性主義的期盼，對理想社會的堅持，令人振奮。但是沒有理想，就永遠沒有理想中的現實。沒有19世紀初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怎麼可能有20世紀存在過的社會主義陣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