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塗曉華
【編者按】我們最常在抗戰影視裡看到的日本婦女形象莫過於歹毒的女特務了。但並不是所有的婦女在戰爭中都是民族國家糖衣砲彈或者性機器。田村俊子，作為一個活躍在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左翼作家、女權主義者，創辦了上海淪陷時期具有極大影響力的婦女雜誌《女聲》。在審查嚴格的殖民時期，《女聲》雜誌成為當時上海左翼作家和地下黨人論戰的一大陣地。 《女聲》對階級、性別問題的關注，讓我們看到了二戰時期日本左翼和女權主義的是如何參與了戰時中國的文化話語建構。田村俊子也成為民族主義論述的反例。雖然雜誌最終不可避免的在高壓下淪為殖民文化的喉舌，但她的國際女權主義理想和境遇印證了伍爾芙的名言：「作為一個女人，我沒有國家； 作為一個女人，我的國家就是整個世界」。
田村俊子原名佐藤俊子，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重要女作家，1918年她前往溫哥華，在加18年期間她主要追隨丈夫鈴木悅從事社會勞工運動，並撰寫「婦女專欄」。 1936年田村回國，受到日本文壇的盛大歡迎，同時迎接她的是一個軍國主義日本。她再度回歸文壇發表了一系列左翼小說，但並未獲得好評。去國18年而重歸日本的田村，已難以適應日本的社會現實，1938年12月她以中央公論社特派員身份來到中國，原本預計在中國呆兩個月，但她在中國滯留了下來，她再次選擇逃離日本、流浪海外，從此她沒有回過日本，直至在中國去世。田村來華初期，與日本軍部有過交往，也與日本左翼人士來往密切，她遊遍了大半個中國，周作人在《女聲》第4卷第2期的《佐藤女士的事》中描述了這時候的田村俊子：「民國二十八、九年頃她到中國來，最初是在南京上海，中間曾來北京住過些時，我看見她就在那時候。她似乎沒有什麼事做覺得無聊，曾想寫西太后的故事，又想教書，卻都沒有成功，這大抵是民國30年的事吧。」證明了田村俊子漂泊異國時艱難中的努力。
一、田村俊子的編輯思想
田村俊子1942年5月在草野心平、名取洋之助的幫助下創辦了《女聲》，它是上海淪陷區的日偽統轄下出版的唯一婦女雜誌，也是「華中淪陷區刊行時間最長最重要的婦女專門雜誌」。 《女聲》長期以來被視為「漢奸」雜誌，《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曾評論《女聲》「在為日寇做一些政治宣傳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婦女的苦難」。筆者通過對《女聲》雜誌的考察，曾撰文認為：《女聲》是一本特殊的雜誌。 《女聲》的創刊與發行，既表現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力圖通過文化構建來為其侵略戰爭的合法性尋找支點的徒勞，但也在某種程度上，為日本左翼作家田村俊子及中國左翼作家關露等，在共同的「新女性」思想理念下，關注女性生活，傳播先進文化提供了平台。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左翼作家關露和以丁景唐為主的中共地下黨員們佔領《女聲》陣地，宣揚進步思想，從某種意義上顛覆了《女聲》的殖民性。
《女聲》獲得刊行許可，配給紙張由太平出版公司確保，而該公司屬駐滬日本海軍報導部軍管，這成為人們判定《女聲》為漢奸雜誌的依據。田村俊子全身心投入到《女聲》工作中，她說：「中國的婦女痛苦得很。因為她們的知識太淺。我們應該多多幫助她們。」田村意識到她作為日本人的敏感性，她特意取了中國名字左俊芝，該名被印在《女聲》的主編一欄。日本研究者曾指出：「實際上擔負起了《女聲》編輯事務的是關露。沒有關露的合作，這位從沒打算學中文的俊子不可能編輯中文雜誌。」其實田村俊子一直在學習中文，她曾在1937年發表在《改造》上的文章中提到她的中文家庭教師，另據凌大嶸回憶，《女聲》的大小事務都由田村決定，稿子最後也都由她審稿。仔細研讀《女聲》，儘管田村俊子發表的文章不多，但她絕不是形式上的主編，她全面掌管著《女聲》。
田村編輯婦女雜誌的理念可追溯到她的《青鞜》時代，她談到日本婦女雜誌過分媚俗與追求實用主義，「首先最簡單來說，最引起我不快的是很多婦女雜誌中關於性病、荷爾蒙藥、性冷感治療之類的廣告，這些廣告居然厚顏無恥，大方地插入到最重要的文章的版面，而且佔據了整整半版。這絕不僅僅是表現在婦女雜誌上……日本的婦女報紙，缺少作為新聞欄目特有的社會性，充斥著名流婦女、社交婦女的消息。」田村心目中一份好雜誌的基本標準是：雅緻、有內容、有益於社會。 《女聲》基本上是在她的理想框架下被建構的，《女聲》以女性思想啟蒙為主，周圍聚集的多是關心社會問題的大眾女性，如女教師、女記者、女工人等，讀者中有初高中學生、小學教員、店員、女工，甚至舞女等，內容上自始至終都瀰漫著女性自尊自強的思想。
田村俊子是日本人，但《女聲》基本沒有日本婦女情況介紹。 1942年5月，佐多稻子和真杉靜枝兩位女作家作為《日出》的特派員來到上海並赴武漢戰場三週。兩位女作家與田村相識，田村尤其與佐多關係更為親密，三人曾在上海見面，中國出版的日文《大陸日報》對此曾有相關報導，但田村並沒有在《女聲》上發表任何關於她們的消息，因為田村俊子對中國讀者有所忌諱，或許她對戰時日本女性的表現已持懷疑態度。可見，在中國滯留越久，田村俊子心情就越複雜。
淪陷時期日偽雜誌中政界要人的談話與評論一般都是必須的，但《女聲》完全沒有該類報導。當時《文友》為大眾綜合性刊物，從其創刊號「編輯室」可知該刊是以「大東亞新建設」團結各階級人士為目的的大眾讀物，所以它邀請了偽國民政府宣傳部長林柏生、駐偽滿大使陳濟成等撰文。 《太平洋週報》上更是有不少政要出現。田村俊子邀請政要人物寫兩篇評論，或接受幾篇大使館方面安排的稿件，既輕而易舉也顯得理所當然，但在《女聲》辦刊三年期間從來沒有此種稿件，可見田村俊子有意的「不為」以及她對《女聲》文化立場的堅持。
二、《女聲》與田村俊子的中國活動
《女聲》的「先聲」起到了導讀的作用，其文筆可見日本人的細密，已有史料證明《女聲》的「先聲」與「餘聲」多由田村俊子負責。現在可查的田村在《女聲》上所寫的文章是署名俊生的電影評論五篇，她本人在《女聲》上基本處於失語狀態，一名堅持左翼思想的文化人當時在日本根本就沒有立足之地，即便是來到了上海，田村也只有停下創作的筆。陶晶孫在追悼田村的文章中曾談到由於田村思想走在時代的前面，她無法自由地寫作。
田村在《女聲》的另一項重要活動是帶著編輯們四處採訪。採訪內容廣泛，人物專訪有戲劇家梅蘭芳、程硯秋，電影界的張善琨，畫家吳青霞，音樂家吳樂懿，日本作家阿部知二、豐島與志雄、久保田萬太郎、久米正雄，朝鮮舞蹈家崔承喜、日本東寶劇團等；社會性採訪有劇場、攝影棚、兒童教養院、菜市場、唱片公司、妓女出沒地、法庭、畫展等。採訪主要在婦女範疇內，其內容多與知識、趣味，欣賞相連，並集中反映社會問題。
《女聲》最有意義的採訪是署名芳君（即關露）的《訪問梅蘭芳先生》。 1942年7月，梅蘭芳從淪陷後的香港回到上海。當時汪精衛「還都」不久，為鞏固淪陷區的統治，需要歌舞昇平來點綴，而梅蘭芳當然是歌舞昇平最好的象徵，可梅先生拒絕上台，並蓄鬚明志，對外聲稱老病。 「梅郎蓄鬚」的消息被大後方的報紙以大字標題刊出之後，大大鼓舞了中國人抗敵的勇氣。由於梅蘭芳的國際聲譽，加上他當時閉門謝客，有關他的報導非常少，故《女聲》的採訪十分醒目。值得注意的是此文同時刊有一張梅蘭芳蓄鬚照片，登載這樣的相片，在當時不能不說需要勇氣。而同時期的《華文大阪每口》、《雜誌》中關於梅蘭芳藝術的介紹文章，所使用的梅蘭芳照片都是未蓄鬚的。 1944年2月1日到4日日文報紙《大陸新報》曾連載了田村俊子與久保田萬太郎《關於日中的戲劇》的對談。在談到愛國精神時她說：「日本的愛國精神是對天皇的絕對的愛，而中國的愛國精神則是以反抗精神為基礎的，有時就是反抗當時的皇帝……」作為日本人，當時這樣的發言可說是相當大膽。
田村也主持《女聲》信箱欄，該欄最受歡迎，每月讀者來信很多，全部是她一個人回答，由於紙張珍貴，回复的信件字很小，每月多達六頁紙，田村曾計劃將信箱欄整理出版成一本書。 《女聲》的讀者來信有大量的求助，田村的回函措辭十分誠懇，為徬徨中的讀者辨析人生問題，提供情感指導，始終鼓舞身處困境中的女性自尊、自強。憑藉這種交流，田村與中國的普通讀者建立了感情。這種感情從她的葬禮上可以看出來，那天儘管一直下著雨，但隊尾不斷參加葬儀的人，讓操辦葬禮的內山完造等日本友人都不免吃驚。據日本朋友推測，其中有不少田村「信箱」欄目的中國讀者。綜合日本方面的史料以及丁景唐的回憶，《女聲》在當時的敵佔區，特別是在女性中有一定影響。 《女聲》的銷售量一般是4000-5000份，在當時，這都是十分可喜的銷售量。
《女聲》儘管是日辦刊物，但它同樣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困難，它出版的三年也是不斷在各種困難中掙扎的三年。首先自然是出版成本問題，成本飛漲是《女聲》編後記中一個不變的主題。其次是雜誌稿源碰到困難，《女聲》創刊在戰爭時期，文化人包括普通市民對於日偽期刊都抱有抵抗情緒，《女聲》的日本背景使得上海市民對它敬而遠之，加上當時很多文化人已轉移甚至擱筆，在這種情況下，《女聲》的稿源尤其困難。所以，擴大作者群是充實《女聲》內容的唯一辦法，它從創辦開始就注意在年輕讀者中發掘新作者，於是，丁景唐等一批地下黨員的文章才得以刊登。再有紙張、顏料的缺乏等都直接影響到編排計劃。隨著戰事的推進，日偽當局者無力也無心支持《女聲》之類的雜誌，1945年2月《風雨談》就曾停刊兩個月。不管是最暢銷的雜誌還是有日本軍方背景的期刊都不得不停刊，可見維繫一份雜誌生存的艱難。而《女聲》卻在田村的努力下正常出版，「當時上海可怕的通貨膨脹，不僅中國大眾深受其苦，在中國的日本人也一樣苦。街市上戰時色彩很濃，空襲警報南京城內上空常常聽到……佐藤俊子的晚年實際上是了不起的戰鬥。」
淪陷時期，發行量大、有影響力的報刊都受到嚴格的檢查。但是《女聲》因為是日本資深作家田村俊子當主編，加上它只是一本婦女雜誌，《女聲》上竟然奇蹟般地發表了不少中共地下黨員們左翼傾向甚至宣揚愛國主義的文章。由此可推見，田村俊子在如何辦《女聲》雜誌上是不太與日本大使館溝通、聯絡，以至於協調的。
三、眾人眼中上海時代的田村俊子
在散見的談論田村俊子的言語中，對上海時代的她的評價明顯地分為兩類：一類是陶晶孫、關露、石上玄一郎、草野心平、阿部知二等人；另一類則是武田泰淳、奧野信太郎等人。
石上玄一郎評價田村是「不絕地求道的人」，他追述田村是日本近代文學的拓荒者，晚年卻被文壇遺忘。對照田村早年的風光，晚年的田村在上海孑然一身、撐著老骨努力做中國婦女的朋友。無論如何，這種生活在朋友石上看來是可憐的，但他談到田村的死時說「這總是適合於求道者的體面的永終」。
佐多稻子曾描述《女聲》時期的田村「很滿足於自己在中國知識女性中的位置」，田村很愛中國，也很熱愛與她一起共事的中國同事，這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田村對日本女性解放運動的失望，她一生追求女性解放，為之奮鬥，晚年她在中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事業。
作家阿部知二在《花影》中寫道：「至少我們在上海看到她用中國名字，穿中國服裝，與中國人住在一起，她的《女聲》也盡量避免宣傳日本的精神，盡量只談純文化的事。她不媚於強權，也斷然不接受不喜歡的人的援助。漸漸地她在上海陷入困窘狀態，晚年的她，拖著越來越衰老的身子，與通貨膨脹做鬥爭，在上海的人流中來回跑動、到處籌錢。她倒下的那天正是因為這些事情而外出的。」
在上海與田村有過交往的還有內山完造。內山的妻子去世後，他談到妻子對上海很有感情，決定將其葬在上海的靜安寺墓地，田村說：「啊，好啊，假使我死了，也想葬到這裡！請你給我預定一個墓地罷。」內山應諾後，她高興地說：「那我放心了。北京的朋友老叫我去，我不知道怎麼辦，可是現在下了決心了。決定了墳地，倒是可以這樣安心的啊。」由此可見，田村對死亡已有所預感，而她並未打算逃離上海反而決定埋骨上海。
草野心平在《佐藤俊子的死》中對田村俊子有很高的評價，他寫道：「……她的明朗是特別的……這雖然是由於一個人的天性，但令人覺得是她的自覺和教養令她這樣的。……三個月前她給我看兩篇自作的詩，完全像18歲的少女寫的年輕的東西……佐藤俊子的晚年實際上是了不起的戰鬥。總之六十歲的女子那樣精神飽滿地認真工作的人我還沒有見到過別人。」
而年輕作家武田泰淳在《上海的螢》中表示對田村俊子的工作不屑一顧。他與會田綱雄的言論接近，他們都認為田村只是一名過氣的女作家，他們不喜歡田村自由奔放的性格，對於她的事業更無法理解。
陶晶孫可以說是田村晚年的朋友，他了解田村的思想：「她的性格也不那麼弱，所以不久再棄日本的文壇而到美國，度其困苦的生活，在美國，她在許多困難中，試驗她的思想生活。」他也高度評價田村的人生：「我能自說自話帶著自誇來說，她是一個進步思想的，孤立而倔強個性的，可以誇示於男女社會的，一個極好標本，我相信我這幾句話是對的。」
《女聲》時期，田村愛護關露，關露尊敬田村，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情。她們的親密關係，當年在上海的日本人的回憶錄中多有描寫。即便是在受到審查時，關露也一再表示田村是她真心的朋友。通過關露與田村俊子的交往，我們能看到的是：哪怕是在侵略與反侵略的時代背景下，文化與文學仍然顯示出對時空的超越。將關露與田村聯繫在一起的是她們共同為婦女工作的事業，她們的「左」傾文藝思想、文學理想。晚年的田村俊子關心種族、國家、社會、階級問題，而關露在30年代曾深受美國黑人作家休斯的影響，對種族、國家問題有浪漫主義的認識。不過，晚年的俊子與共產黨員關露還是有很大不同，儘管她極力排除「大東亞共榮」的政治宣傳，強調女性遭遇的性別歧視、階級歧視，但田村俊子並不是一名革命者，她更關注報刊的公共空間，更關注如何通過報刊來實現知識傳播和女性思想啟蒙。
從田村俊子《青轄》時代的思想到她早期發表的一系列女性小說，再到她在北美主持的婦女欄目，再到上海時代，貫穿田村俊子一生最重要的思想即關於女性的啟蒙。 《女聲》的出版，是田村俊子在中國最主要的事業，也是她一生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在此實現了她一生追求的女權主義夢想。
在中國早期滯留期間，田村俊子天真地希望日本婦女與中國婦女互相友愛，這些說法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所需要的言論。但從某種層面來說，田村俊子的「中日婦女友善」想法是她國際婦女運動的延長，雖處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語境，但她並不是站在帝國主義立場，她從自身跨越太平洋的多國文化體驗出發，在正在交戰之中的兩個國家，她認識到首先超越國家的概念，女性在同屬一階級的情況下聯合起來，互相幫助是重要的。這些不能不說是源於田村的社會主義烏托邦理想。
作為左翼作家的田村俊子，她的「很愛中國」是確實的。她同情中國人民的不幸，真誠希望能夠幫助中國女性，她在特殊條件下創辦的《女聲》確實為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了陣地，她在日本侵略戰爭時與關露成為「真心朋友」，因此也可以說她是中國人的「朋友」。甚至連草野心平也曾感嘆：「明治時代的女性，像田村俊子這樣的世界主義者是絕無僅有的。」田村俊子雖然是明治、大正年代留下的老作家，但其女權主義思想與「左」傾的思想傾向，在當時的社會中都是超前的，她的思想不可能被她的一些朋友理解，更不可能被軍國主義日本認同。
田村俊子處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邊緣，種族、文化和性別身份在她身上並置，但田村俊子的性格不同於日本島國培養的日本民族性格，她身上開放著異質文明的多元之花，她的性別身份成為她晚年展開活動的中心，她始終自覺地關注著女性問題，在上海淪陷時期，田村俊子的《女聲》繼續倡導五四以來所提倡的獨立自主的「新女性」，而非日偽婦女刊物中所一致宣傳的「賢妻良母」，在特定時候給了中國女性讀者啟蒙。在淪陷時期關於中日婦女的真誠交流基本上是一個虛偽的謊言的時代，田村俊子可以說是中國婦女的朋友。
在戰爭期間，儘管日本軍人在征服中國，田村俊子卻同情中國人民的不幸，田村俊子依附於殖民勢力，但同時她又努力掙脫殖民勢力。然而，在日軍方佔領者的眼中，《女聲》的創刊為打破上海出版業的蕭條出了力，作為一本軟性的刊物，她晚年在上海的工作是在傳播殖民文化，裝點殖民地的風光，符合征服殖民地人心的策略，所以儘管田村俊子依附於日本勢力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但她也被日本軍國主義所利用（如迫於軍部壓力創設「國際新聞」欄目）。這不能不說是田村俊子作為女權主義先驅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