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辦報傳統與中文世界的獨立媒體運動
在台灣苦勞網的「提筆鬥陣」工作坊裡, 輔大的陳順孝把Blogger journalism和獨立媒體的定位追溯到文人辦報的傳統, 如梁啟超於1896年創辦的<時務報>, 報人集採、寫、編、評於一身, 辦報幾乎無利可圖, 但求傳播理念, 不求熱賣致富。
當下的主流媒體, 與文人辦報的傳統背道而馳, 媒體生產和流通工具高度資本化, 新聞工作者淪為新聞機構的工具而失去主體性。網絡上的新出版工具使文人辦報小而美的傳統能借屍還魂。事實上, 在中文世界, 很多進入獨立媒體運動的朋友都會以傳統知識份子的想像去理解這個新空間, 希望這平台能讓社會良知吶喊。
在獨立媒體籌組的時候, 成員在不同程度上, 亦有一些相同的想像: 投身基層運動的組織者希望獨立媒體能夠有一個反自由主義的綱領, 後來這些朋友另組平台, 成立了勞工基層聯盟的網站。後來組成的編輯群裡亦想像網站會有專題組, 定期組織一些專題報導, 為此, 我們開了幾次會, 並曾約稿試刊, 結果累死了幾個編輯, 卻無法如期出版。
新技術的慣習
反而, 正值台灣破報黃孫權在港講課, 比較系統地學會一些網絡的技術, 2004年9月於blogger.com試辦了民間記者的網誌, 結果編輯部和一些朋友「自自然然」地於上面寫文章, 之後我們要求籌建網站的網絡公司以blog的方法來寫網站的程式。
2004年10月, 網站試刊的時候, 網絡公司以其對Blog的理解(他們的理解其實不大正確), 建立了in-media的初版, 把網站主頁的時鐘調在25-47小時之間, 結果編輯們為了使文章在網上停留的時間加長, 每晚零晨12點過後才上載文章, 而且每隔一兩天就為主頁缺乏文章而慌張。在編輯自己無法掌控的技術規訓下, 大部份編輯們被迫習得網絡資訊的流轉速度, 一個月之後, 大家都累壞了, 後來把時鐘調校到49-71小時。
在設計新的網頁時, 編輯認為要加強議題設定的角色, 所以把網站的文章分成八類: 本土(民間記者報導, 民間團體和社會運動議題), 輿情, 學問(教育、人文關懷), 越界(和平和國際議題), 媒體(主流媒體批判, 網絡媒體發展和運動), 環境, 文化(大眾, 小眾, 性別等), 健筆(個人隨筆)。此外, 我們把時鐘關的限制關掉了。
時鐘雖然關掉, 但編輯的運作並沒有多大改變, 每過兩天就換焦點文章, 保持網站有新的資訊, 互動和交流。
為何不吶喊?
因為一開始就採用網誌的設計, In-media上所有文章都沒有經過編輯審查, 自動上載, 編輯偶然一些投訴, 如:
「這些文章毫無批判性, 與主流觀點沒有差別, 不應該放在這裡。」
「In-media 應該主動派人報導這個事件, 要不然你們跟主流媒體沒有分別。」
而編輯部的回應一般是:
「你不同意的話, 何不直接指出, 與作者和其他讀者進入討論?」
「In-media 是以開放編輯的方法, 請勿把作者的立場視為 in-media的立場。」
「In-media 並沒有受薪記者與編輯, 無力委派人去採訪; 而且我們鼓勵民間採訪, 你既然出席該活動, 何不DIY?」
網站間或會受到讚賞, 如中文大學國際化事件, 太石村的動員; 可是即使這些事件, 都不是以 in-media 的名義去進行採訪與動員, 而是個別的編輯成員: 中大國際化主要是梁寶與小西, 太石村事件主要是由我一篇翻譯文章引發, In-media 只是一個平台讓這些事件可以透過「報導」而進行動員, 而編輯則作為facilitators, 把某一些報導放上焦點或透過電子報傳開。
不論是批評或贊賞, 都是建基於一些對文人的想像, 希望知識份子能「吶喊」, 喊醒被主流文化和意識型態蒙蔽的大眾。而作為知識份子的媒體, 我們應該有一個「吶喊」的主體。所以, 當我們以「沒有資源找人去採訪」作答時, 大概會被認為我們沒有批判性媒體／啟蒙知識份子的情操, 仿佛選擇了獨立媒體的路和位置就要某程度的「拋頭顱, 灑熱血」, 投身革命事業。
眾聲喧嘩的回音室
在台灣與張育章閒聊時, 他問我知不知道當年梁啟超辦報有多少收入? 我說: 應該很少吧? 「才不呢! 他當年單靠翻譯, 每個月就有十多個大洋, 折算起來有目前的幾千美金。」難怪當年知識份子會被稱為小資產階級。
在台灣, 知識份子無產階級化的情況比香港更嚴重, 因為他們的大學入學比率己到達百分之99%, 讀書人遍地, 畢業等於失業的情況比比皆是; 這些知識份子於網絡上非常之活躍, 亦成為網絡知識的生產者。Blogger journalism亦是在這背景下產生, 每一個有基礎知識和技術的人, 都能於網絡上成為資訊和知識的生產者。
知識份子的話份, 更多地取決於其所在的位置: 是否擁有學院和媒體的位置, 其吶喊, 某程度上亦被建制所收編。網絡技術某程度上打開了這種壟斷式的發言位置, 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媒體, 進行吶喊。
但很多網絡上的吶喊, 往往演變為(Marshall McLuhan所描述)自己影像的反射或自己重重的回聲, 到最後反而因為迷戀於自我的形象而動彈不得。Dan Gillmor在反思左翼運動與Ohmynews時亦提出回音室(echo chamber)的問題, 批評左與右的二元對立(參見Ohmynews的訪問)。但Dan Gillmor並沒有進一步探討如何走出這回音室, 只是重申媒體要多元; 他後來的Bayosphere就是一個由個體聲音組成的媒體平台, 大概他也在試驗: 當每一個人都擁有足夠的知識和技術成為媒體時, 如何建立一個多元的公共空間, 形成公共議題? 又如何避免這個空間成為喧嘩的回音室?
換句說, 隨著知識的普及, 啟蒙式知識份子吶喊政治已被眾聲喧嘩的政治光譜續漸取代, 社會改革的議程如何形式, 個體如何進出自己為自己所建立的回音室, 把雜亂的聲音凝聚起來, 變成一種改革社會的力量?
從走出象牙塔到走出回音室: 民間記者DIY
一直以來, 我們批評知識份子時, 往往會叫他們走出象牙塔, 走進社會進行觀察, 把學術與社會連結起來。這亦是我們推廣民間記者實踐的目的。
民間記者這概念是借自南韓Ohmynews的citizen reporter, 它們比較強調是個人對媒體力量的掌握: 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媒體, 發出自己的聲音, 是一個個體主義澎湃年代的宣言。它捕捉到網絡發展的技術趨勢, 使一場技術和資訊社會的革命, 變成打破資訊壟斷的社會改革力量, 構造新的公民主體。若說Ohmynews的citizen reporter是公民主體構造和呈現的運動, 我希望inmedia的民間記者可以是一個走出回音室, 尋找和與它者對話的過程, 並藉此改寫自我。
在學習人類學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把知識或學習分成三個層次, 分別是認識(knowing), 明白(understanding)和介入/行動(engaging / practicing). 在大學普及的年代, 每一個個體都是一個knowing主體, 很多時候我們學得太多, 知得太多, 但並不知道這些知識所為何事。Understanding是一個知識與自我之間產生的關係, 並要求主體站在客體的位置進行理解, 而practicing則是把知識變成一種行動的動力。在資訊社會, 大部份人都是一個knowing主體, 而社會的保守主義亦是建基在由 knowing 所產生的自滿或儒犬身上。若我們要建立一種尊重它者, 追求改革的主體, 大概要建立在一個not-knowing的意識之上, 才能繼續尋找, 進入客體的處境進行理解, 然後再談得上社會介入與行動。
兩個月前, in-media就搞了一個民間記者的體位(body position)的講座, 當中談及民間記者與專體記者的位置所帶來的差別, 亦談及主體的身份位置與報導/知識之間的關係, 如何透過位置的透明化, 展示主觀, 感觀, 以及not knowing的部份。這次in-media組織世貿的民間採訪, 亦是希望能在支持/觀旁與反對世貿之間, 開拓一個透過採訪和尋找去介入社會的空間, 在讀報和反世貿示威之間, 凝聚一些不斷提問、尋找答案的群體, 在過程中與被訪者建立關係, 重新認識一個包含他者的世界。
慾望機體
下一次, 若有人要求 in-media 去採訪, 我們也以DIY這三字經來回答, 但若希望我們去組織DIY工作坊, 我們會盡力幫忙, 這亦是in-media於敎育發展的計畫。
回到文章的開首, 因為我們一開始時對網絡科技的無知, 網站變成一個集合了BBS, blog, 網上出版種種形式, 使blog 文化中的個人主義, BBS中的族群文化均顯得格格不入。新的媒體形式框架, 開拓出新的溝通形式。網絡媒體組織框架, 產生新的慣習和慾望, 如先前所說, 我們對出版的時間觀念因而改變了, 亦對網站的網絡效應和擊點率等產生慾望。
前幾天, 葉蔭聰跟我開玩笑地說網絡上有網瘟, 我亦喜歡說網絡很容易生產 matrix III的奇洛, 意即一個人的自我於網絡上澎脹而產生的副作用; 這不是說我們要放棄新媒體的形式, 而是如何與新媒體的慾望機體抗衡, 答案大概也是機體, 一個以不同邏輯運作, 能創造、倡導新的慾望的組織, 透過不同機體的雜交, 製造不同形式的張力, 來開拓出新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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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是在新媒體與社會改革的報告, 看到一蚊健的提問, 我想文章能作側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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