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三日，我在觀塘月華街公園跟左手拿着NEXT牌香煙右手握着啤酒罐的速遞員陳先生談天﹝之後寫成短文，見註一﹞。陳生月薪五、六千蚊，豪唔起，對價錢牌也相當敏感。「近兩三年裕民坊的食肆價錢貴咗。」「 GIORDANO已經升咗級，冇二十幾蚊一件衫。」「輔仁街對上有十一蚊的飯盒。」
經朋友轉述，有觀塘地區組織成員看到短文後頗感不滿，其中一個原因是十一蚊飯盒只是少數，不應被不成比例地放大。
十月十二日，為了這篇報道，我約了觀塘工友瑞芳在午飯時間見面。她打開一盒顏色挺不錯的叉燒飯，「十蚊一盒，在藍田的屋邨買的」。我心頭一亮，緊張地問：「真的？那在觀塘哪裏可以買到十蚊飯？」「唓，周圍都有啦。」
是的，在觀塘賣十蚊飯的地方肯定不是多數，我這個薪水低心頭高的「下流青年」過去就對特價資訊無心裝載。但對於一眾生計左支右絀的工人，他們就是只看到十蚊飯！周圍都係十蚊飯！這篇同時關心最低工資和觀塘重建的報道，很希望將這「十蚊飯」視角高高地抬起來──用這個來檢驗觀塘重建規劃和社會保障政策，勝過委任十個「專家委員會」。
內文：
瑞芳和阿玲現在同樣在觀塘區上班，主要的買餸消費場地也是觀塘道以北的舊區。阿玲在幼稚園當校工，星期一至六下午一至七，月薪三千大元；瑞芳加入了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的環保回收隊，工作不多，每月只能賺千多塊。聽她們來香港後﹝兩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尾隨丈夫來港定居﹞的職場浮沉錄，還以為自己在讀《塊肉餘生記》。
阿玲初初來時被騙到中環的經紀行，差點兒交了三萬蚊「開戶口」；接着在茶餐廳做了一個月被辭退，人工本來已經少了老闆還要扣制服費、洗制服費和兩日假期錢共六百蚊﹝協會替她追到瘦追回來﹞；接着做酒樓再做茶餐廳做工廠大廈清潔做速印，零二年在長者宿舍做雜工，全職薪水跌至二千八的新低。阿玲辭工後向勞工處長張健宗告狀，薪水馬上加回五千蚊。「但都唔關我事啦，我都冇得做啦。」接着到出名的碧瑤清潔公司、哥爾夫球場、心理衛生會直至一年前轉到現在的幼稚園。
不要忘記了，阿玲這張水蛇樣長的resume﹝字數有限，瑞芳那份就按下不表了﹞，還要加上「照顧三名兒女」和「維繫夫妻感情」兩項偉大業績。根據李麗珊說，在香港養大一個小朋友要四百萬，阿玲和瑞芳的家庭總月入只有一萬多一點，卻成功肩負起二千四百萬﹝六名子女﹞的龐大工程，經濟效益相當驚人！
最低工資和觀塘重建規劃，乍看是「大纜扯唔埋」的事，但對於經常在觀塘出入的兩位，其實一個關乎收入一個關乎支出。市區重建局八月初公布了三個聲稱從下而上、由居民參與規劃的觀塘市中心重建設計，我們見到一幢和對面APM倒模一樣的超高商廈，還有五幢五十層高預計售價八千蚊呎的豪宅。
重建的鏟泥車將會鏟掉瑞芳買平價衫的仁愛圍晨早市集、買八十蚊對返學皮鞋的小舖，還有物華街小販區，換來另一個「令人難堪」的APM。我沒說錯，APM對於瑞芳和阿玲來說，都是難堪的代名詞。
強調自己「買名牌要等下一世」的阿玲說，絕對不會主動到APM消費，而她在APM開張以來，只光顧過兩次。第一次是給她時薪二十蚊的幼稚園一年一度請食飯，到說起第二次時，平時陰聲細氣的阿玲吊高了聲線，以示事件的嚴重性：「那次同事叫我去APM的茶樓飲茶，埋單成九十蚊一個人！我好大聲咁話，以後千祈唔好叫我黎！」瑞芳的難堪則是來自子女：「有時叫個仔去個大商場﹝APM﹞行下，佢就話『媽咪，次次都係有得睇冇得食，唔出去了。你知，十幾歲人最鍾意食。」
「對於收入少的人，起多十個﹝APM﹞都不會好。」阿玲對重建下了結論。「在﹝舊區﹞那邊，食野冇咁貴，買野冇咁貴。如果搞到高級晒，窮人就肯定食唔起。」瑞芳也說。她見我對「十蚊飯」這麼有興趣，就拿出一張紙，上面寫着龍記燒味飯店和一個電話，「响那裏就有十蚊的叉燒飯」。「那你抄下電話來幹什麼？」「哦，我打算在那裏找一份兼職。」
換上了十蚊飯的視角，就好像戴上熱能探測眼鏡一樣，對整個觀塘舊區突然敏感起來。逛了一個小時，居然發現了至少六個賣十蚊飯的地方﹝其中兩間只優惠學生﹞，全部集中在輔仁街街尾和轉彎的瑞和街裏，包括龍記燒味、新瑞興燒味、金豐叉燒、十八両燒味檔平價市場、古老燒鵝大王﹝原來真係周圍都係十蚊燒味飯﹞。金豐叉燒一名職員說：「生意難做，競爭激烈。董建華時代是八蚊，現在曾蔭權來了就加回十蚊。以前？成廿幾蚊架！」基層社區以龐大的人流，推動小商舖以「密食當三番」的策略提供平價貨。
根據統計處二零零五年的分區人口概況，觀塘人口五十八萬七千多人﹝二零零五年數字﹞；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比例全港第三，達百分之十五點五，次於深水埗 ﹝百分之十六點一﹞和灣仔﹝百分之十五點七﹞。其他人口數字包括：百分之六十居民住在公屋﹝ 十萬個單位，全港最多﹞；一萬七千九百多個無業家庭，全港排第二；家庭入息中位數九千蚊，全港倒數四名內；失業率達百分之七點六，全港第三。這些數字說明，以十蚊飯為代表的基層消費視角，才稱得上是整個觀塘區的主流。他們不需要再多一個令人難堪的APM，卻是要維持甚至擴大目前的基層消費選擇。市建局的新APM重建大計，與這個想法格格不入。
還記得前言中那位速遞員陳生嗎？我至今還清楚記得他提的兩個有力反問：「照計香港應該係窮人多過有錢人。但點解d有錢人有成個香港島、尖沙嘴去玩都唔夠，要踩埋入黎觀塘？......再咁搞法，香港咪即係冇晒貧民區？」
陳生的話點出了香港市區重建背後的邏輯。雖然市建局口口聲聲以人為本又說要保存社區網絡，實質的行徑卻是要配合地產商，將五、六十年代興起的幾個市中心基層社區逐一消滅﹝深水埗、大角咀、土瓜灣、觀塘等等﹞，換來一批批供得起七千蚊呎價的新晉中產，繼續藉着「市場力量」推動區域的「仕紳化」﹝gentrification﹞，地盡其利，賺完一筆又一筆。同時間，為了幫原基層區域「洗底」，老地名也不斷被地產商和政府刻意抹去：西灣河變嘉享灣、土瓜灣變翔龍灣、大角咀變凱旋門、吊頸嶺變調景嶺、陰澳變欣澳。
回到最低工資的問題。大家應該留意到，每逢有什麼關於最低工資的宣布，新聞記者都習慣配上一則低收入工人的訪問，記者先是例行公事式地描述工友的苦況，然後問一兩句對最新政策的意見：冇用/有用/好過冇。這種公式的新聞書寫不單令工友被視為軟弱無力的放音器，亦令大家忽略了，為基層爭權益的戰線不單止在最低工資上，維護基層的生活空間也是一條重要戰線。但我們偏偏看到不少聲稱為基層爭利益的黨團和地區人士，一方面提倡訂立最低工資，另一面卻支持市建局擠壓基層生活空間的重建方案。
十月五日深夜另一次訪問令戰線的範圍進一步擴大。
五十二歲的潮州怒漢﹝沒有問姓氏﹞來了香港三十年，一直在觀塘做熟食小販，白天在熟食中心賣牛雜晚上擺街賣炒麵，十蚊一袋廿蚊一大盒，香氣傳遍XX大廈對着觀塘道的暗巷。在街上謀生，晚晚都是戰鬥，不是像三十年前那樣怕冇生意怕被搶位，而是怕尤如鬼魅一樣的食環署職員。
他一提起食環署，雙眼即露出吃人的怒火。「一九九七之後冇啖好食，以前小販隊深夜就收工，依家係二十四小時。趕絕。轉角的熟食檔，被人拉了唔知幾多次，拉完又換人又換人。」他說自己成日被人拉，一個月頭都幾次，每次罰二千幾，車也沒收，白做。
他說食環的人愈來愈陰濕。有時穿便衣、有時坐冇記認的van仔、有時從巴士上衝落黎拉人。他已大概掌握了食環職員的時間表，XX點XX五分就把檔蓋好靜候。果然，不到十五分鐘，三個食環職員像鐵甲人一樣操過。潮州怒漢那晚避過一劫。
「以前度度都好旺，好多小販，幾十歲阿婆都在街剪線頭，個個都搵到食，點知依家廿幾歲都要去做保安！」潮州怒漢本性勤力，他說五十歲行得走得唔通唔做野，起碼做到六十五歲啦。比起那些四十歲就說退休然後等基金經理協助錢搵錢的高等白領，潮州怒漢的精神更令人敬佩，但整個制度卻粗暴地要把他趕絕淨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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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阿玲來說，爭取最低工資是切身的抗爭，如果爭到至少三十蚊的最低工資，幼稚園雜工的薪水就會由三千蚊增至四千三百二十蚊。不過，對潮州怒漢，他最需要的是一個留有生路的小販政策。觀塘重建則關乎整個社區的生活模式，對所有人都事關重大，卻不成比例地缺乏關注。維護基層的生活空間，抗拒市建局在港九市區推動的「仕紳化」，刻不容緩。
註一：http://www.inmediahk.net/public/article?item_id=153891&group_id=11
原刊於十月十五日星期日明報
圖：觀塘十蚊切雞飯﹝偉大的攝影師阿野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