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范椒芬從教統局常任秘書長調往廉署，並獲高調的告別歡送。正如蔡子強曾撰文指出，政務官調職從來平常不過，這次卻大搞歡送，甚有欲蓋瀰彰的味道。這反映的是羅范任教統局8年的不如意，和跟前線教師產生的嚴重矛盾問題。
就這次調職事件，教育局長李國章讚譽羅范為親密戰友，在此，我想提出一個值得大家思考的問題，就是 “政務官” 的角色是甚麼？在香港這個仍未擁有民主體制的時候，政府決策官員未受民主體制約束，當政策出了問題，決策官員與政務官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兩種職位的責任應如何界定？民間的聲音又應如何放置和處理？當中制衡該如何看待？
若大家有留意近年的教改，大概會發現一個甚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羅范椒芬角色的兩面性，一方面作為政務官，其角色好像不過是執行者，所有決策的最終負責人該是李國章。故此當有教師把矛頭指向她，要求她問責下台時，她便辯說自己不過是政務官，沒有必要為政策負責。但是另方面，她更常表現是政策的維護者和積極推動者，對各反對政策的聲音予以反擊和詆毀，如說反對教改者就是不宜當教師， “該離開廚房” ，跟李國章的 “教師瘀血論” 互相呼應。
這便形成了香港教統局過去數年的一種特別現象，就是李跟羅范的關係，更似局長跟副局長的關係，而不是局長跟政務官的關係。故此告別禮的 “親密說” 便不難理解了。然而，這種角色關係有沒有問題呢？
我會認為，羅范椒芬過去8年擔任教統局常任秘書長，對政務官角色身份做了極壞的示範。首先，局長跟政務官的政治架構，本身含有分權意味，局長是立法角色，而政務官是行政角色，行政和立法兩者關係可以是互相制衡。
行政者面對的，不單是執行立法，她同時要處理的，是政策執行時遇上的問題，政策在理想和現實間出現的洪溝和矛盾如何瀰補，兼且在決策 (局長) 和落實 (前線) 間充當協調和緩衝角色。即是政務官的角色，既要推行政策，但同時亦要處理政策推行衍生的問題，將前線執行或民間出現的聲音處理並作出反映。這有兩個意義，既為了讓政策更順暢，更是為了將政策制訂時沒有顧及的壞影響減輕，減少壞政策對社會的破壞。
可是羅范擔當了這樣的角色嗎？我會認為她的表現實在不勝任！例如羅范常就政策舉行咨詢會，但一些教育界人士曾指出，她諮詢的總是支持政府的 “自己友” ，對政策總是支持和唱好，這樣的諮詢意義何在呢？又例如，很多教育界人士曾深入的對教改問題作分析，痛陳流弊，像鄭燕祥的 “樽頸說” ，指現今教育體系不論從教師培訓、課程設計、教育文化、考核等各範圍均未能跟教改步伐配合，教改實不宜操之過急，否則禍害深重。可羅范這等教育官員可曾認真回應，並對教改已然出現的問題承認責任？
又或今次調職，有學校老師憶述羅太到訪，跟羅太表達其校學生社經背景較差，教改步伐太大，配套卻不足。羅太的回應竟是，這世界沒有失敗的學生，只有不稱職老師 (枉她讀甚麼教育系碩士)。
以上表現的，都是一些唯我獨尊，拒絕面對反對聲音和訴求，鄙視民間意見的表現。這樣的政務官不是明顯不稱職嗎？
可是就是這樣的政務官，被香港官場視為如珠如寶。越是跟民意對著幹，便越得此領導班子寵幸。理想的政務官，不是價值中立的技術官僚，作為橋樑角色；而是對權力核心的忠誠，以抹黑反對聲音為己任。而李國章跟羅范椒芬表現的，正是中國傳統愚忠文化的表現。
香港權力高層對拖延普選的一個常見說法，是社會條件不足，像政黨政治的未成熟。然而，從羅范調職事件，可看到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大障礙，實是這種不重視民意，不重視權力制衡，不重視政治角色和身份責任的政治文化。這種政治文化若不作徹底反省，即使再 “真誠” 也不過是現實政治上一群 “丁蟹式” 人物。
然而要扭轉這政治文化，光靠政權自覺當然是不夠，更重要是民間的自覺，將此不正政治歪風嚴正批評，將不稱職政治及政務官員要求從下而上的問責。為香港民主政治播下文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