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永生
[改寫自“如何回應私營化浪潮交流會” 上的發言] (「全球聯陣──勞工基層大聯盟」主辦2005.1.17)
領匯事件來得突然，我不打算重複一些箇中關於組織和做法上，已經有過的評論，但對於組織者感受到的“孤立無援”的感覺，實深有同感。自己參加了領匯事件中其中一個學者聯署行動，但事實上發覺，所謂學者介入的空間其實十分狹窄。本來所謂學者應提供論說思考的貢獻，但在事件當中，其實只還原為簡單的 ‘良心參與’，影響力實在有限。做成這種孤立無援的形勢的原因很多，但我以為最關鍵的是社會政治形勢的大變動，可惜在不少基層運動組織者之中，這些大變動並未有被認真覺察。
所以，我不單會把特別是元旦所謂 “反政客遊行” 中冒出來的，稱之為 “保守” 力量，因為他們 (以及一系列打擊領匯訴訟的力量) 並非僅只是 “保守” 而已。以我的觀察，我寧可稱之為一種 “反動” 的力量，對從兩年七一以來的民主運動，乘機進行一次大反撲，而且是有組織、有策略的一次反撲。
這場反撲的大氣候是(1)泛民主派分裂，民主黨權威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急速下降，而新進立法會的泛民主派陣腳未穩、經驗不足；(2)七一效應已經消減，兩年以來以倒董和普選為旗號的民主運動焦點已經模糊，民運失去議題，(3)民主派中提出的論述號召力太弱，跨階級的綱領，例如 “核心價值” 的討論無法凝聚一個團結陣線。這幾項因素做就了一個環境，讓 “反動力量” 可以乘機反撲。
過去，民主派的主流論述，都是圍繞在 ‘民主保港拒共’，而想打壓這條路線的，就以 “反中亂港” 的論述還擊。然而，長期以來， ‘反中’ 議題上收效甚少，甚至你愈強調民主派反中，民主派愈受支持，而亂港的指控，則苦無證據。領匯事件卻提供了一契機，讓反動派騎劫，成為民主派 ‘亂港’ 的證據。於是，在領匯事件中，我們會發現根本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也不在乎是否辯論私有化的利弊問題，而是由對個別人物的人身攻擊開始，逐漸擴大打擊面。矛頭不單指向其他民主派 (姑勿論其實他是否支持私有化)，及相關的其他人，例如同情民主派的學者，甚至及於法治精神、核心價值等原則，反動派對這些論述戰場上的戰略據點，一一進行反攻倒算。
這種異常進取性的攻擊恣態，當然不會和你就事論事，容許你有辯論空間。反動力量要做的，其實是在最短時間內，集中力量製造最大的恐慌感。這種策略令不少民主派和基層運動組織者毫無防備，原因是大家還未察覺以前的 ‘保皇’ 防守性論述已經改變。 ‘左派’ 在九月選舉之後，表現得並不特別保皇，甚至在不少問題上，例如西九龍和紅灣事件等，更有部份參與了批評政府。董建華刻意低調，但側翼跑出來的極右進攻性論述，卻極其高恣態。
其實，這是親建制力量一次反其道而行的重新部署，把兩年七一的政治邏輯據為己用。在沙士危機之後，香港孕育一種普遍危機的意識，群眾動員非常矚目，但大都是跟從一種民粹主義的邏輯，也就是沒有綱領、欠缺組織，但訴諸一種危機、恐慌的情緒，找尋 “人民公敵”，作為運動的對立面。 “公敵” 可以是北京、是董建華，最後是23條。今日極右的民粹反撲，並不為董建華辯護，不再告訴人香港其實是很安定、很好，而是處處誇大危機，製造不安，延續對抗氣氛。他們甚至搶奪民主派再搖不起的 “中產大旗”，直接挑戰 ‘核心價值’ 如何界定。
兩次七一中間，基層團體非常關心一種總體化的 “中產” 論述主導了民主運動，會導致排斥基層，於是極力希望在運動中放進階級議題。但今日的極右論述，卻也一樣大力強化階級對抗的氣氛，不再以包容的面貌出現，而是在危機中逼使香港人把不安情緒投放在找尋 “公敵”，揭露那些人 “阻人發達”，逼香港人選擇反動的立場，重新召喚競爭、淘汰、適者生存的迷思。
這種論述和行動的動員，其實不用精細理論，所以學者搖筆捍寫文章，往往都只是隔靴搔癢。因為反動力量只要求煽情、鼓動一種非常法西斯的情緒，不單是領匯組織者，而是包括 ‘自由派’ ，甚至那些未表態的，都打成公敵。
這種反動力量的反撲，事實上無法抽離於董建華政權正進入晚期的背景，也可以說是一種右翼的權威主義正在形成的表徵，現在只是一種精神上、思想上和感覺上的準備。它和七一帶來的民眾動員一樣，寄生於民眾情緒，但強勢的建制力量在背後組織、分工、策劃，延續發展的能力更強。近日中央政策組的劉兆佳更公然為元旦的所謂 “中產遊行” 搖旗吶喊，稱之為具有 “劃時代的意義”，建制在鼓動這種權威民粹主義的意欲，昭然若揭。
我不是說，這種極右的力量一定會勝出，下屆特區政府會由法西斯黨上台，而是說政治大環境正在急劇轉變。將來可能你會見到一些貌似温和中性但其實是持右翼綱領的人上台，他或者會被廣為接受，原因是現時冒起的極右一翼，將會起著打掩護的作用。
香港基層運動過去十多年以來，大都習慣了一種 “抗爭” 的操作方式，認為應該去為權益受損而作反抗，將權益上升為權利，要求社會確認。社會亦大致接受個別利益者和群眾為權益作出的抗爭，個別判斷，個別處理。但時至今日，一切都給捲入更大的政治角力當中，理性討論議題的公共空間嚴重痿縮，基層組織就更應有轉換操作模式的考慮，要具有更多的 “運動” 視野。所謂 “運動” ，就是要捲入原來沒有意見，或不同意見的人，要考慮建立更有準備，更明確的綱領，要有延續性，有說服力，有討論空間，有進與退的準備，更靠近不同階層、背景的人的常識世界和親身經驗，並且學習善於利用公眾媒體的平台，以便開展更廣泛的連繫和支持。這是一個要對政治形勢和政治效果非常敏感的操作方式，而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立場問題。
事實上，私營化、私有化的問題牽涉面非常複雜，很難有一個一刀切的準則，所以要更細緻地向公眾和各 ‘持份者’ 進行說服討論和商議的工作。不要忘記，我們是處身一個所謂 “後社會主義” 的年代，人們對政府和官僚架構的疑慮和恐懼，很容易被引導，滑向認同一種沒有保留的市場萬能論，因為反對者往往無法提出一個不是以市場為主的 ‘社會’ 圖像，以取代帶來很多不良經驗的 ‘大政府／官僚架構’。建立這種 ‘社會’ 的願景和可行綱領，並立根於社會運動的支持，才是回應極右反動力量的那種危機論述、趁亂打壓的最佳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