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早前貼過一篇曾頗受爭議的文章，名對日關係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主力反對者之一的金熙德，去年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明他對日本政情的觀察。與 "對日關係新思維" 所代表的，顯然是不同的取向。
------------------------------
2003 年 4 月起，我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这段时间里，我得以近距离观察日本，捕捉到了一些“特写镜头”。
摆脱战后：回归战前，还是创新？
21 世纪伊始，日本展现给外界的是一幅颇为矛盾的形象：一轮经济萧条、辉煌不再的“夕阳”，重叠着一轮军事崛起、东山再起的“朝阳？”。日本的真实图景究竟是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彷徨的日本。其最高决策层被承袭岸信介源流的几个人把持着，其追随美国、海外派兵、以邻为壑的手法实乃过去 30 年所罕见。其知识精英层严重分裂，尚在就“ 21 世纪日本何去何从？”争论不休。其大众媒体及舆论日益单一和沉闷，出现了“鹰派有利、鸽派受压”的社会氛围。其民众消费欲望不旺，廉价店盛行，对未来的悲观情绪挥之不去。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日本接受了“美国化”的洗礼，形成了崇美、从美、“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的主流意识。其复线则是，对重蹈侵略战争覆辙本能地厌恶和拒绝的和平主义思潮。在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时期，日本只须安居于这种社会氛围之中，即可维持一派繁荣景象，倒也未曾出现深刻的未来前景危机。然而，苏联解体后的国际环境巨变，“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国内社会动荡，使日本面临着一场明治维新、二战后改革以来的第三次重大转型。
日本仍在为下一个国家目标的抉择而困惑。是要彻底摆脱二战后体系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其途径是回归战前？还是走一条创新之路？日本各界显然尚未就此形成广泛的共识。
只要你去东京任何一家大型书店就不难发现，当今在日本舆论阵地上时髦和吃香的文人墨客，已不是曾系统地批判战前意识形态的丸山真男式的人物，而像大江健三郎这样的富于历史知觉和社会良知的当代智者亦显得如此势单和无奈，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和中西辉政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却大行其道。这些“人气”墨客为日本开出的药方极其简单明了：摆脱二战后体系，回归大和民族传统！
如要按极端民族主义者的方案去做，那么究竟应如何对待二战后曾占领日本、改造日本的美国呢？冈崎久彦等极端亲美派竭力主张，对任何可能惹恼美国的举动必须慎而又慎，同时可以借美国的纵容来照样达到突破二战后体系的目的。在功利与现实考虑的驱动下，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亲美派达成了某种默契，这就是目前影响日本政治、外交决策的主要思想潜流。
小泉首相，不以膜拜甲级战犯为耻
这一年，印象最坏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一再为参拜靖国神社乃至甲级战犯辩解。
就在不远的过去，日军入侵中国，烧杀掳掠，犯下了近现代史上罕见的罪行。在那场侵华战争中，靖国神社曾是对出征中国大陆的官兵进行精神动员的地方，其中现今供奉着的甲级战犯更是那场战争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按常理，靖国神社这种地方应是当代日本的耻辱，其国家与政府领导人理应与之划清界限、惟恐避之不及才是。
有的日本人称，判决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公正审判。但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东京审判的不公正性，首先就在于受日本侵略之害最深的中国和朝韩等国未能主导审判，还在于美国在占领后期放弃了惩治日本的方针，使其流产成为一次极不彻底、半途而废的审判。
一些日本人还称，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也不是真正的战争责任人。这话并没有全错，因为最大战争责任人裕仁天皇当年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惩罚。不少日本学者和长期致力于和平运动的律师对我讲，日本之所以难以与侵略历史划清界限，其根源就在于保留了天皇和天皇制。
我所接触的大量日本学者及各界人士，大多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一大批学者、律师、宗教界人士以及和平、反战团体更是坚持开展着抵制参拜运动。但更多的日本人，则采取了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小泉参拜的性质和后果浑然不知，对中、韩等邻国的反感缺乏切肤之感。正是这种是非不分的状况，造就了小泉首相劫持民意、藐视邻国正当抗议的温床。
我时常遇到一个悖论：一些日本人士极力轻描淡写“小泉参拜”这件事的分量，似乎他是随便一个什么无足轻重的人物似的；但当问题转到中国断难接受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来华访问这件事上，他们马上又惊呼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项。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已严重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破坏了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着周边各国民众的对日感情以及日本企业的海外经营环境。据说，小泉在当上首相之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感兴趣。他为何突然对参拜如此痴迷呢？很多日本人士都表示迷惑不解。就是为了得到“遗族会”的选票吗？据日本友人介绍，如今该组织的人数和影响远不如过去，况且历届首相不去参拜不也照样稳坐政权宝座吗？
说到底，小泉参拜之迷，只有其本人才能解开。因其参拜形成的日本与邻国的政治摩擦之结，也只有小泉本人才能解开。
和平、反战运动犹在，但群龙无首
一年来，我对日本和平、反战运动的现状与特点加深了认识。
日本律师联合会以及各类律师组织和个人中，有一大批长期坚持开展和平、反战运动的团体和人物。防止日本重蹈侵略战争覆辙、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这些团体和个人的共同理念。他们运用法律手段和大众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着维护“和平宪法”、反对军事大国化的运动。近年来，他们日益关注中、韩等亚洲各国的对日民间索赔运动，从法律、道义、人力和资金等方面积极予以协助。
一些律师告诉我，他们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主要促进因素就是通过访华看到了侵华日军的罪证，接触到了中国的受害者，心灵受到了震撼。
如果说以上和平、反战运动是在反省日本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形成的，那么如今日本还有一批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和平、反战团体，那就是各类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如“和平之船”等。
毋庸讳言，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日本政治总体右倾化、保守化的背景下，日本和平、反战运动陷于低潮。其主要标志包括：“革新”政党趋于瓦解，工会力量大为衰退，大众媒体趋向保守，和平运动后继乏人。
目前，不论是哪一类和平、反战团体或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热切希望与中、韩等邻国民间团体和个人加强友好交往和跨国合作。联想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在大力推动对华各阶层、各渠道的交往，那些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则属于其政府框架之外的范畴，他们也不一定愿意把自己的和平、反战运动纳入受日本政府掌控的轨道。
在与日本和平、反战团体和个人的交流中，时常有人对我提出如下问题：中方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海外派兵等问题上为何反应如此温和？为何不能发出更加强硬、更加明确的声音？从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焦虑和对亚洲邻国的期待。
排外舆论炒作，鹰派受益，鸽派受压
众所周知，日本新闻媒体阵容强大，其倾向和风格不可谓不异彩纷呈。然而，有时其对外报道的片面取舍、狭隘定向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特别是围绕一些话题，日本各家新闻媒体往往会瞬息间形成舆论高度一致的“一窝蜂报道”。在这种舆论高压下，容不得个别日本人做出不同思考，发出不同声音。
近年来，在新闻媒体的导向下，日本舆论掀起了几次排外浪潮。 2002 年 5 月，人们充分领教了日本媒体一致对外、“一窝蜂报道”的手法。特别是对日本民众的思维影响极大的各电视台，断章取义地千百次播放中国武警阻拦强行闯馆者的一个镜头，加上评论员和“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添油加醋，“妖魔化中国”的舆论导向便大功告成。日本民众由此形成的对邻国的偏见，很难及时得到纠正。我接触的不少日本民众，对中国抱有各式各样令人称奇的偏见。究其根源，他们的见解主要就来自其媒体营造的舆论环境。
这一年，我耳闻目睹了日本媒体总动员、舆论高度一致的两种“一窝蜂报道”：一是暴炒个别中国文人提倡的所谓“对日新思维”；二是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朝鲜。关于前者，随着事实与是非得到澄清，其中包括我和林治波合作的“评‘对日新思维'”一书的出版，这一舆论炒作基本上偃旗息鼓。
迄今为止经久不衰的舆论炒作主题是“敲打朝鲜！”。这一现象如实地反映着转型、彷徨期日本社会的病态。
“朝鲜绑架几名日本人”，这一日朝冷战敌对状态下发生的历史悲剧，被日本无限扩大化，发展成为民族和社会范围的歇斯底里。日本曾对朝鲜实行 36 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曾实行灭绝种姓与文化的同化政策，曾“绑架”数以百万计的朝鲜人，对此至今没有进行任何补偿。而这些事实，如今都统统从日本主流舆论中消失，剩下的几乎全是“妖魔化朝鲜”的打杀之声。
有的日本报纸和电视台，原本就以鼓吹日本至上主义和排外主义为己任，这些媒体在“敲打朝鲜”方面自然十分卖力。令人不解的是，有的电视台，以往还给人以相对客观、理性、公允的形象，但却在这场“妖魔化朝鲜”的运动中充当着急先锋，几乎每天都在变着花样播放攻击、丑化朝鲜的节目。
“敲打朝鲜”，使日本上下在对朝历史问题上找到了平衡感、优越感。更重要的是，日本鹰派势力正把“朝鲜威胁论”当作突破“和平宪法”、推动军事大国化的最好借口。这派势力名为致力于“尽早解决被绑架日本人家属回国问题”，实则极力阻挠日朝和解进程。一些日本学者和律师告诉我，目前谁要对“敲打朝鲜”风潮说个“不”字，就会被诬为“非国民”、“非日本人”，就可能遭到明里暗里的围攻和施压。还有人告诉我，其实这派势力心目中的主要假想敌是中国，但不好公开说出来，就拿国际上极端孤立的弱者朝鲜开涮。
对华政策，尚未摆脱“战略贫困”
在日期间，我“迫于”陪伴妻子的需要，逛了不少商场。如今，“中国制造”在日本商场销售的服装及其他日用品中所占比例，已不能以“半壁江山”来表达，而是你想找到“日本制造”已越来越困难。即使在高科技产品的销售中，“中国制造”也在迅速扩大着份额。
前几年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正悄然被“中国经济机遇论”所取代。这一年，我接触的很多日本各界人士都对中国的发展趋势表示钦佩和期待。在商场、海滨、娱乐公园等公共场所，一听说我来自北京，日本民众常会向我鞠躬，说“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亲身体验到，当今日本民众的中国观，正逐渐向积极、正面的方向回归。日本民众痴迷于“女子十二乐坊”的现象，其意义大概远远超出了音乐本身。
与经济、生活上的“中国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今日本最高决策层，是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对华政策上最消极的一些人。回首二战后，即便是在政治隔绝期，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的历任首相，也还都或多或少地做出过打破对华关系僵局的姿态。田中角荣以来的历届内阁，更是十分重视和悉心维护对华关系，避免做出逾越两国政治关系底线的莽撞之举。然而，小泉首相却轻而易举地实施着强行突破，使中日政治关系陷于过去 31 年来少有之僵局。
小泉首相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中国社会对日舆论恶化的主要根源。日本各界人士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逐步深化。起初，他们坚称中国没有民意、政府完全可以而且应当把民众的反日情绪压下去。近来，他们终于看清，中国对日舆论持续恶化的源头就在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各界人士纷纷指出，小泉首相的所作所为，已给日本对华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害。一些学者明确主张：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必须从小泉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做起。
近年来日本外交决策体系的一大变化，就在于外务省的作用降低，首相官邸的作用增大。一些日本人士告诉我，如今小泉首相的亲信中通晓中国问题的智囊几近空白，而且该政权还在继续排挤政府高层的“中国通”们。近年来，日本政府各部门内中国语熟练、长于中国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们，被陆续调离对华外交领域，被派驻美国、东南亚、南亚及其他各地区的使领馆，干着根本用不着中国语、与中国事务无关的工作。
21 世纪初期，东亚地区出现了走向一体化的历史性机遇，中日理应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日本在与中国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的问题上尚在犹豫彷徨。据我观察，目前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姿态是：要么日本主导，要么消极等待。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日本民族是一个高度功利、现实的民族，在国际关系上崇拜强者，蔑视弱者，缺乏对等心态。在历史上，日本先是十分敬畏中国，后来又十分瞧不起中国。而今，中国正在走上复兴之路，日本还未能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近来，我发现一些日本知名学者，少了昔日分析中国问题时的那份冷静与敏锐，多了几分焦躁与愤怒，动辄责骂中国要恢复“中华秩序”。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习惯于以亚洲第一自居，让其平心静气地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也难。
面对如是日本，我们理应晓以利弊、善意规劝、反应适度、耐心等待，切忌方法简单、急于求成，以免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
金熙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