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010年1月27日
張超雄 「社區發展動力培育」成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溫總再一句「深層次矛盾」，令特首忙於解話。特首的詮釋是「不應過份依賴金融」。曾揚言本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足夠養活七百萬市民」的特首，兩年後何以改變初衷？
自去年施政報告發表以來，社會釋出了各種深層不滿。首先，資產格價脫離實體經濟不斷攀升，房地產市場成了全城焦點，政府則只重申無意改變土地和樓宇供應安排。與此同時，在施政報告被轟漠視窮人之際，聯合國報告指香港在發展經濟體系中貧富差距最大，但特首認為「收入不比綜援低者不算貧窮」。以上議題觸動了不同階層的神經──中下層不滿政府托市，基層則不滿政府吹噓新經濟藍圖，無視他們眼前困境。這些「深層次矛盾」的背後，歸根究底，都與政府無條件擁護市場有關，而這卻恰恰是特首對「深層次矛盾」的盲點。
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幾近三十年，各國對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和去規管化樂此不彼，令財富流向少數高收入精英。然而，一場金融海嘯，捲走了對市場的迷信，經濟自由主義開始步入黃昏。
眾所周知，追求效率是經濟行為的核心，為的是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用，簡單而言就是要賺到盡。對於這種生意人的普遍手法，本港市民似乎甚為受落，認為香港既是經濟城市，賺到盡是無可厚非。在這種商業倫理下，加上政府盲目相信市場能自我完善，貧富懸殊日趨嚴重。
但所謂經濟效率，其實不一定是一種自私短視的效率。不同學派對如何達致最大效率，理解一向有異。學者Robert Kuttner* 便指出，經濟效率其實有三種。第一種是以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為首的古典經濟學派提倡的分配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主要論及如何透過專業分工和價格機制（而非政府干預）達至生產和市場效率，將利潤極大化。
凱恩斯（John Keynes）則認為刺激就業和需求才是經濟增長之道。由於市場機制不會自動趨向全民就業，政府必須透過宏觀調控介入市場，例如調節稅率和增加公共開支。而由於失業現象代表資源閒置，會造成經濟損失，故此該學派的效率論（Keynesian efficiency）以全民就業為核心。
至於熊彼德所倡議的效率（Schumpeterian efficiency），則與生產技術革新有關。他認為經濟增長不能依靠剝削，而只能透過生產模型的創新來達成，因為創新可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從而擺脫邊際利潤遞減定理。
三種效率論之間有相悖之處。例如企業遇上財困，大都會從自由主義經濟觀出發，裁員減薪節省成本。但這樣會製造失業，對另一經濟效率造成損害。另一方面，企業和政府不傾向將利潤作科研投資，長遠亦對經濟效率不利。故此，三者必須平衡，一面倒傾向某種效率論是危險的。
反觀香港回歸後雖已經歷多次經濟危機，但市場神話仍屹立不倒，所追求的經濟效率，依然純粹是自由放任的一套。長久以來，政府全面靠攏高增值行業，令產業結構空洞化，少數精英扶搖直上，基層和中產卻苦無出路，造成貧窮和中產萎縮等社會問題。政府雖矢言在四大支柱以外發展六項產業，但新產業明顯只延續一貫的高增值發展路線，不會觸動經濟和社會結構，政府大有為的形象只能是浮光掠影。
輿論一直詬病新產業政策缺乏內容，但這不過是問題表徵，問題實質其實是政府未肯對有關產業作出承擔。例如政府意圖將教育發展成為產業，卻夢想只撥出兩塊土地，配以市場力量就能推動產業化。其他產業也面對相同性質的質疑，例如政府如何單靠購買幾輛電動車推動環保產業、怎樣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等，統統都與政府未敢交待其責任有關。此外，新產業如何促進社會流動？增長以外，新產業對於經濟發展的其餘三大目標，即全民就業、改善民生和公平分配，究竟有何裨益？
世界各國經歷金融海嘯，已陸續對失效的市場作出調整。不幸的是，特區政府仍執信狹隘經濟效益的經濟先行論，最終只會導致社會全面失衡。筆者相信，達致經濟效率不只自由放任一途，重新認識不同的效率論，可為存在「深層次矛盾」的香港社會開闊想像，也能帶來新的啟迪。
* Kuttner, R. (1996). Everything for sale: The virtues and limits of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