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張文光
2006-03-24
國際視野
--------------------------------------------------------------------------------
1968的反叛與良知
--------------------------------------------------------------------------------
法國學運如沉寂已久的春雷，將青年人的怒火，由大學燃燒至中學，由校園燃燒至街頭。學運的導火線是法國政府的《青年就業法》，法例容許僱主在兩年合約期內，毋須理由便可解僱26歲以下的青年人。法例原意是鼓勵僱主聘用青年，但卻被視為歧視青年就業，憤怒就這樣燃燒起來。
學生已經罷課，工會也號召罷工，政府的立場開始軟化，但仍拒絕撤回法例。山雨欲來的巴黎，讓人憶起1968年的法國。那是一個反叛和革命交織的年代，法國爆發了五月風暴，學生佔據了巴黎的街頭，工人癱瘓了政府，導致國會改選和戴高樂下台。
1968是絕不平凡的年代，像毛澤東的詩詞：四海翻騰雲水怒，五州震盪風雷激。
那是馬丁路德金遇刺、美國民權風起雲湧的一年；是美國陷入越戰泥沼、反戰運動如火如荼的一年；是蘇聯坦克入侵布拉格，鎮壓捷克人民革命的一年；是波里維亞政府展示、殺害革命英雄哲古華拉屍體的一年。
左翼思潮向世界蔓延，影響整整一代的年輕人，即使殖民地的香港，大學生也深受左翼思潮的吸引。70年代的學生運動，隱隱然孕育於1968，反殖民和反建制是學運的主調，隨中國對學運的介入和影響，才出現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分裂，直到70年代末期才歸於沉寂。
學運催生了80年代的社會運動。工會、學生會、宗教團體、壓力和論政團體如雨後春筍。這是公民社會的雛型，凝聚成民主的力量，推動議會政治的誕生。
議會曾是民眾的寄望，也是中英政治的角力場。隨香港回歸，中國的專權統治，《基本法》的行政主導，讓政黨只能論政，不能執政。
香港需要政黨政治，但更需要公民社會。撤回23條的力量，不在議會，而在民間。如果沒有50萬人上街，無論民主派怎樣反抗，也難以扭轉大局，更難以令自由黨轉，令23條夭折。因此，港人要爭取民主，更要有公民社會的覺醒，不惜走上街頭，為社會的公義和信念奮鬥，彌補議會的局限和不足。
即使普選已經到來，港人可以選舉政府，但政府不一定按民意而行，人民仍是監察和制衡政府的力量，像法國的學生運動一樣。學生運動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反映社會的公義和價值。學生運動可能激動，可能反叛，但卻讓社會永遠年青，讓當權者永遠反省。
學生運動如風如火，來得快，去得也快，但卻存留在一代人的心裏，如時代的洗禮，如成長的印記。即使他們已離開校園，身居高位，只要他們沒有忘卻，就仍然有公義與良知，敢於挺身而出，敢於反抗強權，超越公民教育的規範，超越議會政治的局限，創造一個簇新的世界，像1968年的法國學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