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蘇珊．莫勒（Susan Moeller）一九九九年寫了一本分析美國主流傳媒報道國際新聞的特點《憐憫疲勞——傳媒如何售賣疾病、饑荒、戰爭與死亡》(《Compassion Fatigue——How the media sell disease， famine， war and death》)。蘇珊圍繞着上述四大問題分析，發現傳媒老闆、總編、各版的主編、編導以至記者，在尋找議題或分配製作採訪資源時，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考慮選題能否引起足夠的受眾「憐憫」與「同情」，傳統新聞學上的經典指標：重要性、地域上的接近性、時效性等等，早已成了裝飾門面的虛話。
要引發受眾的「憐憫」，最有效的工具，莫過於影像圖片。蘇珊列舉出八、九十年代各種傳染疾病：伊波拉病毒、瘋狗症、愛滋病……。以殺傷力而論，死於愛滋病的人數以百萬計，死於瘋狗症的也不下數十萬人，死於伊波拉病毒的，不過數千，為什麼美國人對伊波拉聞聲變色，對其他的病毒處之泰然？蘇珊認為，這就是影像的威力。美國人從傳媒中看見患上伊波拉病毒的人，短短幾天之內七孔流血，皮膚撕裂而死；患上愛滋病的人，好幾年可能都沒有什麼動靜，更不會有七孔流血的戲劇性影像；新聞圖像以外，伊波拉病毒還有一套極其煽情的荷里活電影強化人們的記憶。受眾看了這些圖像，對病者起了憐憫與同情，也就更想進一步知道相關的資訊，傳媒由此獲利。
說起憐憫與同情，蘇珊列舉了一些銷售數字，說明「明星」級名人的故事，更能引起這方面的效果。戴安娜車禍喪生，美國《時代雜誌》在國內賣出八十五萬份，紀念特刊更高達一百二十萬份，其他日子，平均每期只賣出十八萬份。美國三大網絡在戴安娜喪生當天，用了九成五的新聞時間報道，對國外事件用了這等篇幅實在是史無前例。戴安娜之死的訊息廣受讀者觀眾追看，也進一步模糊了新聞與娛樂的分野。由於有戴安娜的先例，傳媒老闆與管理層也就理直氣壯的要求前線工作人員用更大的篇幅報道名人的消息。用更大的篇幅或更引人注目的字眼描述，是因為受眾會有「我已經看過了」的這種反應，這也就是蘇珊所說受眾的同情心與憐憫心己經疲勞了，傳媒要再激發起受眾的「憐憫」，只能再下重藥，在視覺方面刺激受眾，把分析這類理性文章放在一旁。《時代雜誌》的銷售也說明，每當封面用上理性分析的選題，銷量慘不忍睹。
蘇珊．莫勒教授的分析，雖然只是針對美國國內主流媒體處理國際新聞的手法和原因，這些分析，套用在一般的媒體運作上，也很適用。傳媒人對取決一個選題或以何種手法、何種角度、多大篇幅處理一件事件，多是一種「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ies的運作，以往怎麼做取得了既好評又銷紙的效果，或者是不好評但卻促銷的效果，現在只要加倍去做就可以了。對釋法的處理如是，對中日兩國的衝突也如是。在互聯網上的討論，對日本人的評價，對中國政府應該如何回應等等，也是充斥了「文化記憶」。「文化記憶」對傳媒運作的影響，至深且鉅，不能忽視，也不能簡單的交代幾句，只好留待下回再談。
張圭陽 資深傳媒人
文匯報
2005-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