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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圭揚: 傳媒成了公民社會的標誌

文匯報   張圭陽
2006-04-07
蠔涌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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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成了公民社會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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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騰(Carl H.Botan)及泰勒(Maureen Taylor)兩位美國教授去年底在一本傳理刊物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發表對波斯尼亞建立公民社會過程中傳媒扮演的角色的研究。兩位教授在文獻回顧的部分說明,「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即獨立於政府體系以外的種種團體,在利益衝突矛盾中,透過各種的互動,可以尋求得到妥協、自律和建構和諧的社會。在民主政治體系的建立過程中,公民社會的論述,可以追溯到羅馬及希臘時代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建構公民社會的過程中,有沒有「公眾信任」(Public Trust)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傳媒在這個環節中,又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學者奧康奈爾(O.Connell)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公民社會》一書中也有相同的論述——「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要有一個自由又獨立的媒體,向公民提供資訊,同時亦可以令到領導人向公眾問責。

 基於以上的論述,博騰及泰勒兩位教授在1998年下半年對波斯尼亞公民了解他們對官員、國營傳媒及非國營傳媒的信任程度,藉此量度波斯尼亞的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波斯尼亞1992年脫離南斯拉夫獨立後,即陷入三年的種族內戰,1995年在歐洲各國援助下展開各項的國家重建計劃,公民社會的建立,當然也是歐洲各援助國最關注的問題。

 兩位教授的調查發現,人民對官員的信任度最低,對國營傳媒的信任次之,而最信任的是非國營的傳媒。不同政治立場的被訪者,大致也維持這種信任的模式,連政治立場支持共產黨的公民,也認為非國營傳媒的可信度比官員及國營傳媒的為高。兩位教授認為,調查顯示,波斯尼亞人民仍然生活在過去的內戰陰影中。過去國營傳媒義無反悔的一面倒支持執政者的政策,推動種族清洗政策,在人民心中留下了強烈的陰影,要人民再相信國營傳媒,當然有很大的難度。

 自二次大戰結束以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特別重視建立傳媒和爭奪傳媒的支持。他們對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的物資援助,建立當地的傳媒,從而影響當地的民情、政治。以土耳其為例,德國提供大量的無償援助,為土耳其建立電視台、電台,又為土耳其的傳媒人提供專業訓練,至今土耳其的傳媒人與德國建立了非常密切的關係,德國也在土耳其境內取得許多難以量化的利益。歐洲援助波斯尼亞的各個組織,也非常熱衷在當地建立各式各樣的傳媒,藉以抵銷國營傳媒的影響力,建立各自的勢力。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抵銷西方的影響力,要受眾信任、接受國營傳媒,首要的工作,可能是要正視歷史,把歷史事件給予一個恰如其份的評價,這樣才能抹去人民心中歷史的陰影,讓全國人民重新出發。德國政府對納粹德國政府的種種做法,作了徹底的反省,建立了各式的紀念館,要人民不要忘記歷史,人民對德國政府官員和國營傳媒,也寄予相當的信任。(聯絡作者[email protected]) (本欄每周五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