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直以來信徒們對「後現代」一詞不求甚解,囫圇吞棗地認為「後現代」思想沒有絕對真理,帶來個人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每被問及,總無法恰當解釋。如此,「後
現代」成為口號,內容被掏空。「X很後現代」句式表達著一種無以明狀之厭惡或不滿,甚至到一個胡亂入罪的地步。有朋友說過一個很「抵死」的比喻:就像老鼠
不斷被電擊而漸漸把某行為內化為條件反射,今天的信徒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對某些用詞出現無以明狀的厭惡性心理反射。
「自由主義」這口號的源起
今天成為洪水猛獸的,是「(極端)自由主義」。「極端自由主義者提倡『權利比道德優先論』(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因為他們認為道德概念都有相對性和多元性,而人權則沒有這個問題。」(關啟文,《時代論壇》第八八五期,二○○四年)。本文不關心關博士的理解是否公平(這個不乏人質疑),正如我們不一定要追溯「後現代」如何出現,仍可發覺它被濫用。本文解釋「自由主義」這個詞成為空洞口號,對教會有壞影響,與主內同道共省察。
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下稱明光社陣營)的朋友們將關博士思想發揚光大的,這幾年來在香港各教會報章和刊物內進行思想改造,不斷把社會問題歸咎於「極
端自由主義」。這本無不妥,畢竟人人都有權分享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但要留意,明光社陣營的起家手法是先取得教會領袖的信任,然後由上而下地和毫不間斷
要求信徒跟從。這就不太好。)
近例一則
作為社群現象討論,抽取個別例子總有不公平之嫌,然而,沒例子卻無法解釋,唯請各位不要針對以下事例。性文化學會副主席王礽福在宣道會刊物《宣訊》裡撰文〈自由主義在巴士〉(二
○○七年六月),生動地描述一個假設處境:有巴士乘客大聲講電話,別人不滿,爭執中反駁者用詞粗俗,極盡挖苦之能事,後有人要脅將過程錄影:「就讓全香港
看你們怎樣箝制言論自由,壓迫年輕人!」如此,王文末了說:「我是良民我倒楣,沒膽凶巴巴,不屑鬥懶皮,在這輛自由主義的巴士上,只能當個輸家。告訴我,
我該怎麼辦?」
正值社會裡鬧著《中大學生報》事件,王文用意呼之欲出。只是,這類文字容易產生不良後果:全文不談甚麼是自由主義,只暗示「自由主義者皆凶巴巴、鬥
懶皮、卑劣、低俗」、「良民基督徒當放膽用凶巴巴手段反擊,不要再被人欺」;全文知性內容極低,且有醜化他人之嫌,政治宣傳意味濃烈。本人不主張任何文章
都要枯燥無味,只是這類煽情文章副作用很多。
這口號的扭曲性
中肯點說,在芸芸動輒歸咎自由主義的文章裡,其知性內容大都比王文多。然而,多未必好。很多文章千篇一律,重覆那麼多,甚至找名牧或學者生硬地反芻同一番話,令人感到這滲入著一種正統性論述壓力。
另外,那些論述可會有系統性扭曲。今天很多信徒動輒就說基督教被自由主義逼害,說要打仗。然而,在機場不擺放聖誕樹事件和斌仔安樂死事件中,就曾有人提出,用自由主義來詮釋是不恰當的。(參黃繼忠,《時代論壇》第一○一○期,二○○七年;黃國棟,《時代論壇》網上版,二○○七年七月;古斌,《時代論壇》網上版,二○○七年七月。)
這裡也牽涉教會社關思維的一個弊端。香港信徒愛弄理論,甚麼事都彷要有高深思想在指導。遇有不同做法,我們首先會懷疑是神學分歧,更甚者,以為提出
神學高見就解決了問題。(我曾指出職場神學的論述犯了這毛病。)這帶來一嚴重錯覺:思想正統性與行動選擇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如此,其實那類「真理和手段有
別,你不贊成我的手段,不算是信仰有問題」的言論在這些思維系統下幾乎失去意義,惜無人察覺。
「自由主義」成為 拒絕溝通的藉口
現在是,認定了某些人為極端自由主義者,信徒(或明光社陣營)就會採取對抗性手法反擊。無他,「自由主義者」一詞意含某些人思想封閉,使宗教無法在
社會裡發言,如此惡霸,還講甚麼道理(請回想王文那暗示)!我不否認香港社會裡有這類人。問題是,人家是否一定無法溝通,因此我們總要鬥懶皮?
古斌在解釋為何我們不宜把安樂死問題歸咎於個人主義時說:「世人要堅持人權,要執著個人,他們的起點有對的地方,就在那個地方跟他們一起思索
吧。……為甚麼教會經常只能自設議題,人家明明說是lucky
pot,為甚麼硬要改成去食日本菜(人家若不跟隨就帶隊離場),而不是好好準備自己的一份,讓吃過的人體會原來你的菜做得那麼好?」(《時代論壇》網上
版,七月卅一日)我要談的也很相似。有些信徒只管拼命痛陳極端自由主義的虛偽,卻沒有找些較友善的對手談談大家的共同關注,好顯出自己的理性來(這至少可
做出一些具建設性的事來)。為甚麼我們要求別人先變成像我們一樣,我們才肯跟他們談下去?又如梁偉賢博
士語重深長的話說:「其實,有些時候即使見其需要,若沒法說得清楚的,不如不說。」(第一○三三期)再者,別人要求我們放下我們的「成見」時,又不見得我
們願意作出讓步,倒繼續指摘別人為極端自由主義者,然後帶隊離場。在這意義上,平情而論,人家認為基督徒橫蠻,不無道理。
須留意,那些「聖經有絕對真理」和「社會一切皆相對」的論述均派不上用場,不是因為它們假,而是說話者錯誤評估處境。而且,這裡隱含一個錯誤滑坡
──大凡不相信有絕對道德的人皆沒有道德,跟他們講道理是多餘的,不如鬥惡!讓我們誠實面對這點:這思維系統無法推出非信徒也可以有道德,這解釋了,不管
我們如何惡補,深受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薰陶的信徒對非信徒的敵意總是那麼強(現今很多人動輒就說要打仗、要開戰線)。
這觀點與龔立人博士的不約而同:「福音派教會……將矛頭指向社會的虛偽寬容對教會參與社會討論沒有太大幫助,反而教會需要認識社會的特性,調整其回應方法」(第一○三九期)。誠然,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結語
大概由於與社會人士衝突太久,明光社陣營經常表現得defensive 。很多信徒--包括領袖--不知就裡,以為基督教被人欺負,我們就當同仇敵慨,因此抱怨不同心支持明光社陣營的人,十分無謂。
以近事為例,尷尬的是,在早前性文化學會辦的「誰是道德塔利班」座談會裡,批評明光社陣營的講者沒有一個有用過「道德塔利班」一詞,但明光社陣營一
方卻花了大部份時間自辯,彷彿為這標籤患了抑鬱症,心靈創傷太大,失去溝通能力。人家用自己角度提出真實關注卻無人理會。又一次自說自話。
諷刺地,這很個人主義。尊重社群性,就要將心比己。不斷要求別人讓步否則拒絕表現得體,不可能有對話。因此,我對明光社陣營的一個評語是,他們有時
連自己想怎樣也不知道,神經繃緊,橫衝直撞。教會呢,由於明光社陣營不愛兼容並蓄,一些領袖又胡塗地叫好,信徒大眾唯有無奈地陪他們走入這死胡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