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線問題(下)
政改報告出籠之後，人們迅即陷進了一個個由模糊的「底線」編織而成的迷陣。說是迷陣，因為各方都三心兩意地擁抱一個以上的主張：「堅持」2012普選、「承諾」2017普選，以及「爭取」一張不一定於2012或2017年落實普選的「普選時間表和路線圖」(它可以是循序漸進至2047年)。奇怪的是，這三個主張邏輯上不能同時落實，但它們都被朝野上下同時提出，而當下各方的分別似乎只微妙地在於：以不同的程度和語氣來分別地倡議上述三個主張。一時之間，人人都把支持落實普選掛在嘴上，忙不迭於在「堅持」、「承諾」和「爭取」等有別的主張中打轉。
正如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敏銳地指出這是個「人人都是民主派」時代：一個連親中陣型也不敢貿然公開批評民主、以及葉劉淑儀也聲言自己支持2012普選的時代。於是，「民主」和「反民主」此一過去行之有效的政治光譜，今天看來不再清晰可辨了，他因而呼籲人們重劃政治光譜。說來也是，每當聽見保皇派說什麼自己也是支持民主，甚至支持2012普選，就教我頭痛，彷彿各大黨派的主張和底線在這一點上已沒多大分別了。
可是「紙包不住火」，就以支持2012普選的葉劉淑儀為例，為什麽對於今天這份側重2017年普選的政改報告，她竟然沒有抗議批評呢？與泛民對行政長官的窮追猛打有別，她似乎並未打算使勁地捍衛自己的主張。這就說明了，有時侯，若想分辨出不同黨派主張的差別，我們要當心的並非該黨派主張及底線 的內容，而是要看看他們願意為之付出什麽代價，以及願意採取什麽行動，致使「底線」不會淪為「口頭服務」(lip's service)。
有趣的是，這種「行動」和「底線」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似乎不被人們看重，因為「行動」，或曰社會運動在主流的香港人心目中似乎只會聯想起「搞事」、「激進」和「刁民暴民」等負面意象。在這種情形下，銳意改造社會的種種「行動」企圖被壓止了，「行動」和「底線」的關係不再緊扣，剩下的只是如何就著事件「表表態」和「表達」自己的立場及底線而矣。我想，葉劉淑儀正是看準了反對派的這一弱點：這二十多年來反對派有關普選年份的「底線」，隨著不同時勢皆可以變卦後退：從回歸前有人提議97年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一半議席，到回歸後服從基本法爭取0708普選，又到04年人大釋法後轉戰2012年雙普選，再到今天一些反對派變化成只要承諾落實2017單普選亦可接受。如果「底線」可以如此浮動，那保守派聲稱支持2012雙普選也不是什麽難事，因為自己到了「必要時」也是可以變卦後退的。
然而，正如文首說，反對派現在能夠跟保守派區別出來的地方正是「行動」：到底我們願意為了自己設定的底線做些什麼呢？除了口頭上的窮追猛打之外，每一個香港市民仍可以做什麼呢？社會行動的存在，就其最普遍的理由就是：當建制的渠道都閉塞了，人們無法通過既有的權力機關影响社會時，公民就有理由走上街頭。以今次事件為例，根據政府數字，百份之六十九的市民(超過三份之二)支持2012年雙普選，但政務司長唐英年卻說這個主張較難在立法會獲三分之二支持，這就說明實行代議政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立法機關已脫離市民控制，無法代表(represent)市民。
不要忘記，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趕走了二十三條，那次行動也改造了七一一代的香港人；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忘記，政治評論人黃毓民的提問，其大意是：如果那天五十萬人都不走，企硬要求改革，香港還會一樣嗎？
無論如何，底線，除了是一個「立場是否清晰」的問題，更是一個「你願意為此付出什麼」的志業問題，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