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照事件後，很多教育家都勸勉家長、老師要以開放的態度跟子女學生討論，多用耳朵少用嘴巴，否則青少年人很快就會覺得「講都唗氣」。不過，與其說這裡的「開放」是指「遇見複雜問題而不想隨便下定論」的謹慎立場，它不如說是一種手段，其功能似乎在於確保成人的說話不被中斷。因此，教育家們總不忘强調床照事件是一個契機，父母師長藉此可以教育「正確」的性觀念。
我不是說這個世界已經沒有「正確」的性觀念，畢竟尊重每個人的意願和性私隱等道德判斷都是十分正確的。然而，床照事件的可爭議之處似乎比確定的地方要多。例如，在保守團體反對婚前性行為之際，社會上很多人早已在婚前有多次性經驗；當某些人稱拍攝床照為怪僻，也同時冠之以「自拍性」的中性名字；女主角被一些人批評為「隨便」的同時，更多人認為這是情慾自主的示範，餘不一一。上面的不同立場反映了社會的多元狀況，我們似乎未有超越的社會權威來裁定高下。教育處身的就是此一複雜情境，老師的口袋也因而找不出「正確」的權威答案。
因此，開放不可能只是手段，而是在多元社會應有的教育立場。事實上，通過各色各樣的資訊渠道，包渠電影、電視劇、新聞節目和雜誌等，青年人在進入班房之前，早就對社會上的各種爭論有所認識。就是說，他們不是白紙一張，彷彿處於社會世界之外。反過來，正如其他成人一樣，很多青年人在社會熾熱的爭論中已隱隱約約建立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以威權態度來教育確實會令下一代感覺「講都唗氣」，但這並非由於在姿態上不夠開明，而是因為屬於青年人的看法沒有被平等看待。
這就顛覆了現代教育的理性假設：未經「理性」訓練培養的孩子被假設為處於原始狀態、缺乏理性能力，學校教育的任務因而就是幫他從自己的個性中解放出來。現代教育之後可以怎麽辦？法國社會學家Alain Touraine在<主體的學校>一文說，學校應當承認個人和集體都有獨具特色的故事，而不應相信：「個人在未經學校的社會化培養前是一個野蠻人，來到這所學校的孩子不是一張任憑教師記載他所傳授的知識、思想和道德觀念的白紙。」
現代社會不斷變化，身處其中的青年亦然，而很多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教學前提也一一重組，例如青年變得愈來愈「早熟」和社會更為多元。教育也因而處在劇變之中。
令人尷尬的事實是，很多青少年人看過裸照，而在過去，這些圖像一直被認為是成人才可以接近的。然而，成人世界的「祕密」無法防守絕非新鮮事。隨著電視的發明，「祕密」早已變得一覽無遺。當坐在客廳中的兒子和父親，都為了一齣描述成人世界「貪憎痴愛恨」(間中夾雜些色情元素)的電視劇而感到共嗚之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間的界線已愈來愈模糊了。
這種社會趨勢，被西方評論家稱為「童年之死或消逝」，是當代社會近三、四十年重要的社會議題，因為它徹底動搖了現代教育的前提。什麽前提？就是「童年」的概念。根據西方歷史學者波斯曼(Neil Postman)認為，「童年」的概念是近四百年才在西方社會誕生的。在此之前，人類的社群生活並沒有清楚的區分成人和兒童的界線。
在中世紀的鄉村節日，成人公然在兒童跟前亳無避諱地放縱情慾、互相撫摸。兒童除了個子較為矮小之外，他們跟成人穿一樣的衣服(沒有童裝的概念)，做同樣的事情。總之，不像今天，「兒童」沒有被視為有別於「成人」的一羣來分別對待。
今日人們熟悉的「童年」觀念卻正好相反。人們通過各式各樣的社會安排，如刊物的管制和課程內容的控制等，將死亡、性、暴力和複雜的感情關係從兒童生活中排除，努力打造出「適合」他們的符號環境。
關於「童年」觀念，十八世紀有兩位重要作者：盧梭和洛克。前者將兒童比喻作一株未受社會污染的植物，擁有純真和自發等人性特質，應該好好培養；後者的比喻相當著名，他視兒童為「一張空白的刻寫板」(a blank tablet)，家長老師的任務就是將偉大的文化觀念寫入其中，並訓練他們的身體執行頭腦發出的理性指令。這套觀念彷彿把兒童看作是一堆有待打造的材料，一種未成熟的狀態，而盧梭和洛克只不過是方法不同的藝術家罷了。
然而，在盧梭和洛克的筆下，無論是白板抑或植物，兒童都好像是處在歷史和社會的進程之外，缺乏自己的追求和意願，被動地任人填寫。這卻十分違反時代的狀況。在傳播管道及資訊激增的今天，「成人秘密」根本無法維持，未成年人也無可挽回地深深涉入了當代社會的脈動。不管是真實經歷過抑或只在電視上看過，他們都有自己的見解和追求，特別在這個強調自我和個性的年代。因此，在教育這件事情上，我們再不應依賴過時的「童年觀」：在多元社會，我們找不到唯一偉大的文化觀念填入「白板」，而媒體文化經驗豐富的青少年也不會袖手旁觀，任由我們填寫。
我不是在頌揚「童年之死」，但教育若要奏效，人們就要重新思考未成年人的新處境及其需要是什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