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媽媽將家中的傢俱大換血，然後對家人宣佈，是用分期付款買的。她申請了AEON的信用卡，那店員說是免利息的，但細看那些指引，卻發現不知名的手續費倒也不少，而且她對將要如何繳交費用，譬如是過戶還是親身每月付款，也一無所知。知道的只有︰很平宜，「抵買」。
她從前不是這樣的。
那時我大約五、六歲。八十年代中的香港。炎熱的夏日午間，很渴，纏著媽媽，要她買水，但她堅持不願。回想起來，倒有點不可思議。只不過是一樽水而已。依稀的記憶中，那口渴的感覺殘留至今。
我死纏不放，她堅拒不屈。
最後，屈服的她帶我到麥當勞，買了汽水。為什麼寧願買汽水而不是蒸餾水呢？那時我可沒有餘裕想這問題，只是「啜啜」聲快快喝完。但還很渴，於是媽媽教導︰含著些冰來解渴吧。一路上拿著麥當勞叔叔的紙杯，小心翼翼將冰倒進口中。幾次稍為不慎，幾乎一臉是冰，很冷。
年紀再大一點，有一次爸爸省吃儉用，買了三張在紅磡體育館的馬戲表演門票，讓媽媽、哥哥和我一起去看。為什麼不買四張？他不捨得。那表演是怎樣的，我記不起了。印象深刻的，卻是那天我穿了一條太寬的長褲。一路走來要用手拉著，不然可會掉下。穿這麼一條褲，因為是新買的，正好在看馬戲的大日子穿。走著走著，我哀求媽媽︰不如先去買皮帶吧？她看到我的痛苦，一家三口就穿梭於黃埔的吉之島中，尋尋覓覓。到了皮帶部，隨意買一條就可以了吧。但媽媽卻左挑右選，決心要找最好的，卻總找不到。我們走了一間又一間……
結局是，以橡筋緊緊束起褲頭的一角，完事。
和媽媽說起這些往事，她補充了這麼一個︰當我還是手抱嬰兒時，哥哥三歲左右。家住石硤尾，有天媽媽乘小巴到黃埔。整輛小巴只有我們三人和司機。媽媽前讓哥哥坐在膝上，後以福字背帶揹著我，三位一體地坐在一旁的單邊位中。
當然，她只付了一人價錢，三人同行。
司機叔叔跟她說︰「阿太，我唔話妳，妳三個人咁樣俾一個人錢都唔好意思啦。」
她說︰「你理得我吖，我又無坐多到你啲位。」
以上的故事說的不只是生活艱苦。現在問她，當年我們真的如此窮困嗎？我回想起來不是，她也說不是。只是那時她從長沙灣的工廠大廈接了一些製造「朱義盛」的在家工作。每天在案前開著射燈，拿著牙籤，將一顆一顆「鑽石」，黏到各式各樣的首飾上。苦做一小時，也只有數元進帳，所以她意覺要盡量「慳」。買汽水而不買蒸餾水，是因為汽水比水更好。水在家也喝到，價錢相若，一定要喝的話，倒不如喝汽水。「慳」的不止是金錢，更要將每樣物件盡量用盡。還不夠解渴？先把冰也吃完，再來說買另一杯。昔日的宗旨是「不要嘥」，今天，她考慮的不再是傳統美德的節儉，而是︰這「抵買」嗎？邏輯是，用相同的價錢，不止要更好，更要更多；只要新貨價錢適合，大換血將在所難免。
讀了艾可(Umberto Eco)收錄在《帶著鮭魚去旅行》(How to travel with a Salmon)的一篇散文，〈一個冰淇淋三明治≠兩個甜筒），說在他小時候的三十年代意大利，四分錢一個雪糕三明治，兩分錢一根雪糕甜筒。他的父母永遠只讓他在一個甜筒和一個三明治中二選一。但根據經濟學的邏輯，既然願意付出四分錢，那買兩個兩分錢的甜筒豈不更「抵」？有些小朋友就是如此，得意洋洋地兩手各拿一根，而且「非常專業地把腦袋轉來轉去，先舔一邊的甜筒，再舔另一邊的。」他很羨慕。只是無論艾可如何苦苦哀求，父母就是不許，小小的他大惑不解。
「如今我已成為消費導向的社會、以及縱容過度與浪費的文明(30年代時可不是這樣)之中的一員，深受其害，我覺悟那些現已辭世的親愛長輩是對的。用兩根兩分錢的甜筒取代一個四分錢的冰淇淋三明治，就經濟而言，並不代表浪費，但就象徵意義而言，卻絕對如此。我那麼渴望得到它，無非就因為一次吃兩份冰就代表著浪費。但也正因為如此，我不能如願以償︰因為這麼做顯得不道德……」(頁113)
包文(Zygmunt Bauman)在《工作、消費與新貧》(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一書中描述的背景就是如此，今天我們已從生產者社會過渡到消費者社會。生產者社會顧名思義是藉著增加生產力帶動社會發展，而消費者社會則是以鼓吹無限的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生產者無時或忘工作的辛勞，消費者魂牽夢繞的是購物的快感。大家不一起消費，香港又怎會繁榮？沙士時百業蕭條，除了病魔埋伏四周，害怕外出，亦因為大家因此減少消費，也對各自的「搵錢」前景沒信心，不願消費。
邏輯很簡單，也很清楚。消費不再是忘記工作勞苦的奢侈，而是需要也正在不斷鼓勵的事業。艾可說，「在我們這個一味講究消費的文明，連成年人都被寵壞了，大家似乎都擁有更多、更多，不管是手錶、盒裝清潔劑、乃至是雜誌隨刊附贈，包裝在塑膠膜裡的手環」。是嗎？
個人blog︰什麼？不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