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世貿的意識形態…在/不在香港之一
[崔老頭]
一、六種反世貿的意識形態
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在《反資本主義宣言》(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列舉了反世貿的六種意識形態(儘管他用了「反資本主義」一詞。但正如一些評論所言，《反資本主義宣言》內容並不完全「反」資本主義，改為《反世貿宣言》或《反新自由主義宣言》可能更為適合)。這六種反世貿的意識形態包括(筆者有所縯繹)：
a)極端保守主義：或緬懷「前現代社會」的和諧、或認為全球化鼓吹物慾令道德淪喪、或認為跨國合作損害美國利益。主張鎖國或單邊主義。極端民族主義、保守教會或入此列。香港：似未見他們出來反世貿。
b)資產階級：認為資本主義並無問題，只是失去平衡。主張實施企業社會責任，令僱主僱員多些和諧、少些衝突；或主張企業向NGO多點捐贈。香港：許多大型國際NGO都帶點這類色彩(又譬如社聯)。多主張局內游說。
c)地方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有問題，但不信任國家。主張越過資本市場，越過政府，建立微型地方經濟，推動公平貿易。香港：部份NGO、綠色團體。
d) 自治論：認為民族國家已失效，社會組織已被網絡取代。主張分散自冶。與地方主義不同是，前者重視群體性，自治論則提出個人臨時連結的「普羅眾生」主義 (multitude-ism)，代表人有《帝國》作者尼格里(Antonio Negri)等。香港：無政府主義或後現代主義傾向的青年團體。
e)改良主義：主張以温和的國家干預、改革市場，使資本主義人性化。前世銀副總裁、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新凱恩斯主義代表、《全球化及其不滿》作者史迪格列茨(Joseph Stiglitz)是例子。香港：工會、基層團體大都可入此列。
f)社會主義：認為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根植於資本主義內部危機，正本清源是推動社會主義式革命/改革。主張民主的計劃經濟，強調工人運動。卡利尼科斯便屬此列。香港：鮮明主張社會主義的團體不多，先驅社是代表。
在香港，反世貿運動高潮隨第六屆部長會議結束而進入反省期，大大小小的檢討會已接近尾聲。觀察多場檢討，著實具有「香港特色」--大都環繞技術層次討論，而未能對社會運動的願景和藍圖提出建議。即使安徒在獨立媒體一擲七篇檢討反世貿運動的譯文，做了貢獻，仍未見積極回應。
要建立願景和藍圖，便不能迴避意識形態討論—不管你是那種立場；而迴避討論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正是香港社運特色。回到今次反世貿運動的活躍份子/團體當中，借用卡利尼科斯的分類，也許可繪出下列圖譜。但由於香港的團體/NGO迴避意識形態討論，故立場較柔性及含糊，常在兩造間搖擺：
a)自由主義/地方主義之間。卡利尼科斯的用語是「資產階級」，但我認為切合香港情况，改為「自由主義」較適合。香港樂施會可能是代表團體，主張會內游說、公眾宣傳教育。並未參與抗爭行動。(學者方面，有認為許寶强入此列，但亦有不同意見)
b)地方主義/自治論之間。八樓可能是今次令人觸目的例子(儘管八樓不認為自己有一套意識形態)。獨立媒體上的文章，不少亦屬此列(同樣，獨立媒體亦標榜本身沒有统一的意識形態)。參與前線抗爭/支援。
c)改良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由較改良主義的本地工會，到較批判的外傭工會，到社會主義傾向的先驅社，他們是組成世貿聯盟的骨幹團體。他們為今次反世貿運動提供了最大的支援。
以上圖譜，旨在深化討論，而不在將團體本質化。正如之前所說，香港大部份團體及NGO的意識形態都是含糊的，可變性亦強。在經歷一場大型社會運動後，我們如何檢視自己的立場，應是檢討中應有之義。
反世貿的意識形態…在/不在香港之二 [崔老頭]
二、「自由主義/地方主義」在香港
對卡利尼科斯而言，「自由主義/地方主義」(這個組合詞自然不是他原意) 的問題有二：一是分散的地方主義勢必發展為璧壘主義，造成另一輪弱肉強食；二是它根本上未有改變資本主義基本格局。而且許多時候，地方主義是建立在不設實際的幻想上。
安徒譯寫〈我地會立即行動！---左翼反智主義及其不滿〉有一例：「在世界經濟論壇舉行那個周末的“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集會上，講者滿有希望地放言高論一個所有產品都是本地栽種的世界。但那是荒謬的，除非你準備放棄城市，放棄工業文明，將世界人口減少95%」。
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絕不奇怪地又與另一種現實的失敗主義並駕齊驅，像今次香港反世貿運動，一些香港樂施會朋友一早便看淡行情，認為香港人不會出來反世貿，理由是香港早已是全球化得最厲害的地方，所以樂施會的「全球化行動」是叫香港人關心香港以外的地方，而不是香港全球化的情况。
近年，一些國際NGO及基金會與社運團體間的爭抝似有越演愈烈的趨勢。卡利尼科斯說，在八、九十年代，我們大部份人都將非政府組織(NGO)視作民間社會的關鍵部份，但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出現大規模私人資助，非政府組織改變為國家財富再分配的代理人。
〈我地會立即行動！〉提到：「慈善機構在構成社運積極主義上的角色很少被談論，因為幾乎每個人都想要資助 (包括我們自己)。但這是要談的。基金喜歡那些有固定焦點工作的團體，做一些溫和地修補救護的計劃。它們不想任何人給這個奉獻他們大量金錢的制度審視得太仔細」。「非牟利機構本質上是售賣他們自己的見報率給基金計劃總監的一盤生意，所以他們是以高度實用主義的反智邏輯，以及以一種短期心態來營運的，而這種心態是因為它們要與同業組織競爭每個年度的財政資助而產生的。由非牟利的生意帶導，整個左派開始變得迷戀於一些“快見效”、“即食”、“高曝光”的工作焦點。對很多政治非牟利生意來說，行動---不管它們的價值或真正影響---就是產品本身，它們可以帶來更多的資助津貼」。
三、「地方主義/自治論」在香港
至於「地方主義/自治論」，卡利尼科斯舉了《帝國》一書作例。《帝國》塑造出一種分散化的革命主體，稱為「普羅眾生」(multitude)，它包括全球化下所有窮人、無產階級、激進份子以及非物質性勞工。其反抗形式為：遊牧、放棄、出走。西雅圖示威後，許多後現代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借用「普羅眾生」來為自己非組織化、個人主義式的運動定位。「普羅眾生」有意抗拒工人運動及所有有組織的運動形式。他們對國家、政黨、工會沒有寄望，也無意提出全盤的反世貿建議。他們在運動中的角色是「直接行動」，像西雅圖那次，包圍、癱瘓世貿會議一樣。
「直接行動」得到一些青年激進份子支持，但無法說服運動內外的大部份人。大部份反世貿的人都希望做點甚麽，令世貿有所改變(無論是改良的或革命的也好，或就算不是今天，明天也好)。「普羅眾生」與普羅大眾的隔膜，也令一些無政府主義者感到不安。
安徒譯寫的〈在西雅圖之後尋找希望〉，便提出了中產階級示烕者的「特權」問題。文章問：「誰可以付得出去參加這些蛙跳式直接行動？ […] 誰可以穿州過省、跨國跨地？誰可以把自己的身體，展露在充滿潛在危險的衝擊警察行動中？誰可以無了期的付得出放下家庭和工作職責？誰可以在可能被捕的危險下，冒犯上官非的危險？總的來說，不是有很多人而已。[…] 我們中間很多人都在做一、兩、甚至三份工作，為口奔馳，照顧家庭，應付當下的各種危機變故，他們就不可能將所有時間放到社運積極行動中。事實上，很多人是為生存掙扎，餬口養家，免犯官非，在沒有醫療保障的情況下保全自己身體健康。更重要的是，其實很多無政府主義者所定義的直接行動，是非常具有排他性的。這些行動無可否認可以令一些人，特別是白人中產者消除了無能感，它們卻會令另一些人感到沮喪乏力。當直接行動被當作大型群眾動員中的核心策略，它就預設了某種程度的特權，及所帶來的不利結果。一如組織者Helen Luu所說：“單方面的強調這種方法往往會排斥有色族群，因為那個滿有種族主義的 (不公正)司法制度和有色族群的關係，往往沒有被考慮在內。”而白種工人和窮苦階級，也經常受警方鎮壓工具的欺凌，他們也有同樣的被邊緣化的感受。再者，在蛙跳式直接行動浪潮中，焦點往往是全球性，只有很少觸及本國問題。[…] 那些把市政服務私營化，發生在自家門前的新自由主義怎麼辦？發生在國內的財務結構調整，福利“改革”怎麼辦？那些每日在發生的警察濫權，監獄的不斷增大的趨勢怎麼辦？聯繫是經常存在的，不知名的社運積極份子，每日都在挑戰這些不公義，但很多白人中產的激進份子卻視而不見。悲劇結果就是令我們失去了把全球和本國體系，連結上在地組織力量，從而擴大抗爭隊伍的大好機會。」
臺灣學者陳光興質疑《帝國》的「普羅眾生」概念：「如此強調非物質性勞動是否暗示了作者處於帝國頂端來想像參考點的盲點？從非洲大陸來觀察，又會提出怎樣的理論邏輯呢？割除非洲大陸的全球化又意味著什麼？中國大陸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農業人口不僅未被吸收到工業生產模式，底層農民生活艱苦，在加入WTO以後危機加劇，並沒有跡象顯示會被吸納到非物質勞動體制當中。快速想要找到共同敵人，統合性的單一線性史觀其實背叛了他們分析上的反化約論。作者一再強調從multitude的角度看問題，但是貧困地區的底層人口並不是 multitude所指涉的對象」。
不過，在今次反世貿運動中，採用「直接行動」的不是無政府主義者，而是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南韓農民。香港的「普羅眾生主義」尚末成形，但部份年靑激進份人以近乎「普羅眾生主義」的角式來理解南韓農民，則肯定是漂亮的誤會。
四、「改良主義/社會主義」在香港
卡利尼科斯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但一些比他「更左」的人批評他是改良主義，指《反資本主義宣言》大言「反資」，極其量是反新自由主義，尤其書中主張(如托賓稅及福利政策)，與改良主義者相距不遠。但我想這正是卡利尼科斯的本意。
在社會主義衰落下，如何結連不同進步力量遏止新自由主義擴張是重要的事。堅持一種得不到認同的方案，只會跌回小宗派的自說自話中。如何在現實中推動跨越現實的力量是社會主義者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反資本主義宣言》的意圖便是建立這樣的平台。
在香港，大部份工會及基層團體都可說成是改良主義，但這種改良主義並非有意而為，而是在弱勢下的生存方式。所謂「弱勢」，亦指分析力及主體意識缺乏而言。事實上，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以降，香港基層運動一直低潮，亦決定了今次反世貿運動本地的虛弱性。
因此，今次反世貿行動，由工會及少數左翼團體(如先驅社)組成的「民間監察世貿聯盟」便無法不以一種温和的形式進行(相對外地而言)。除支援各地來港的反世貿人士外，主要工作都放在公眾教育(不是如樂施會用大眾傳媒，而是到各工會、基層團體演說，鼓動參與)。對許多參與其中的熱心份子而言，真正成果不會是反世貿周的幾次行動，而是藉反世貿連串不同工會及基層團體，建立批判資本主義的社運視野，開展一場反新自由主義鬥爭。
今次對本地基層團體的活躍份子最大衝擊是：南韓農民的集體性及組織化。有趣是，這與青年激進份子對南韓農民多元化、個性化的想像完全不同。儘管南韓農民激烈衝擊形式深深打動了本地示威者，令一些年青激進份子躍躍欲試，但團體活躍份子有較強的「解毒劑」，他們並不缺乏有組織的抗爭經驗 (儘管一般較温和)，而更重要是，他們知道自己的任務是組織更多人參與，而不是單槍匹馬衝擊。不過，南韓農民的集體性及組織化，加强了他們對基層運動的信心。
不過，過份興奮又會掩蓋了一些由來已久問題的反思。譬如一味事工，而缺乏分析。這種困局無法突破，將障礙未來的發展。像今次反世貿，由於長期欠缺分析，工會及基層團體大都無法提出具體的回應。即使事件過後，在不同場合的檢討中，亦未見改善。如無意外，將很快又會跌回事工中。〈我地會立即行動！〉有些意見頗值得香港團體活躍份子參考。文章說：「美國有一種本土小資產階級民粹主義的根，而反智主義和它的文化緊緊相連。而因為社運積極分子主義強調實務、達成目的、如何執行等，高於一切，一種一心要去明白深層結構，並以改變它們為目的的理論，必然會被棄如敝屣。」「Jiramanus也參加了哈佛大學最低工資運動，她說那個團體當中有一些人，相信爭取最低工資是一種 “更大的理想” 的一部份，但其他人就不是這樣想。她指出 “如果你的分析不夠寬廣，你就和那些當慈善工作的團體沒有甚麼不同。”在她的校園工友團結組織中，“人們會說，我不是一個進步分子，我只是關心這個問題。我們很難去在一個更大的背景下思考自己的工作，也不大喜歡問人家他們究竟有甚麼信念。我們需要一個渠道去談論另類經濟制度。”不過她說這些問題是不會被談到的，那些會思考這些問題的人，會害怕在會議上提出這些問題。“例如有人會話‘我地無時間講呢d ，我地首先要打贏目前最低工資這場仗”。有想法的人會發覺，這種尖刻無情的高度實用主義非常異化，於是都退出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