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藝術──Alain Finkielkraut : 小說的精神，就是不確定性的智慧
譯者注：Alain Finkielkraut ，法國作家、哲學家、時事評論員。1949年6月30日出生於巴黎。現已出被著作三十多本，內容涵蓋現代性、愛情、文學、身份議題等。曾與沙特研究者在耶路撒冷建立萊維納斯研究中心。1996年獲得法國騎士獎。(有興趣者，請參看維基)
原文題目："L'esprit du roman, c'est la sagesse de l'incertitude"
日期：2011年5月19日
「我們所有人都是包利法夫人。」你們其中一位大師，羅蘭‧巴特表明。換言之，我們把我們所有的生活交托予句子中，我們的存在狀態由不同的文學形式塑造。你們，是哪一種包利法夫人呢？
Alain Finkielkraut : 我們全都是包利法夫人，是的，我們花很多生活時間向自己訴說故事，被令人興奮的冒險故事或光榮勇者的故事所哄騙，而明顯地，我是其中一個這樣的人。然而，我依靠文學，是為了讓我自己能離開這種幻覺式的文學。因為我是一個與其他人一樣的包利法夫人，所以我需要福樓拜(Flaubert)。
主持人：對法國人來說，您就像沙特一樣，既是作家，又是哲學家。在開拓哲學的空間之前，您首先在文學的田地裡耕作。您是如何從一個領域走向另一個呢？
Alain Finkielkraut : 我出於對文學的熱愛而參加現代文學教學資格試，當然亦可能是由於哲學把我嚇倒。我不喜歡寫關於宏大議題的論文：和平、戰爭、死亡、公義......這首先直接地令我感到害怕，我需要透過文字。接著，在我學習的最後階段，我經歷挫折。那時是文學理論、經構理論批評的顯赫時刻。我們被邀請，我們這些學生視文本為自足的世界。我們擺脫了大師的思想，正包括巴特蔑視的，稱為「參照的幻覺」(l'illusion référentielle) 這個觀點。出於對現實的喜好，我漸漸地傾向哲學。另外，我漸漸成長，因而沒有了當年那種幼稚的膽怯。在這過程中，發現萊維納斯(Levinas)的作品這件事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幾年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也是如此。同樣，我漸漸回歸文學，並產生了一種強大的信念：我們應該對待小說家像對待哲學家一樣，即是說，視它們為偵察兵一樣。(譯者注：偵察兵這個字，原文的法文是éclaireurs，以中文來解這一句可能很怪，不過同詞根的字如éclaircir，就有澄清、闡述清楚、使更明亮的意思。所以偵察兵一詞，大意可能是指使事物更加清楚。)
主持人：自從柏拉圖建立了一種態度：「詩人要被驅逐出城邦，把文學形式打發到幻覺這個領域側跟」，文學與哲學的關係就常被誤會。我們今天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Alain Finkielkraut : 柏拉曾希望解放敘述(神話，mythos)的論述(語言，logos)。這種對立是哲學的奠基。但當哲學成為哲學歷史時，它本身已經結束。自從我們說所有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時，兩個巨大的圖象，兩組感傷的抽象概念突然出現：壓逼者和被壓逼者，自從這一刻，哲學在投入歷史變異的同時，轉了一個浪漫的，甚至是傳奇式的彎。我們在阿蘭‧巴迪烏(Alain Badiou)的書──《世紀》(Le Siècle )裡面，找到這個傳奇式的層面。他寫著：「有一個核心的對立，兩個主體被安排在一個全球性的系統，進行一場誓不兩立的鬥爭。《世紀》就是它的舞台。」我不肯定當代思想是否就是這種簡化的出路。而文學，它強調人性的多樣性。它提醒我們，與巴迪烏所說的兩個主體(壓逼者與受壓逼者)剛好相反，兩個，不是指一個實數。我們不是兩個主體的其中一個，或壓逼者，或受壓逼者這麼簡單。
主持人：為了思考二十世紀的災難，你既參考哲學家的思想，如漢娜‧阿倫特或楊‧柏托什卡(Jan Patocka，譯者注：捷克二十世紀哲學家)，又看一些作家如湯瑪斯曼( Thomas Mann)或威斯理‧歌斯曼( Vassili Grossman，譯者注：二十世紀初蘇維埃異見作家)。對那些嘗試思考二十世紀極權現象的人來說，文學特別的教訓是甚麼呢？
Alain Finkielkraut : 對我來說，索贊尼辛( Soljenitsyne，譯者注：蘇聯─俄羅斯傑出作家，蘇聯時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之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不是擔當主要的角色。這個後來成為先知式人物的作家，我其實長期都沒有看他的小說，直至最近我才發現他。那時我正生病，看了《癌症病房》( Le Pavillones cancéreux)，然後再看《第一圈》(Le Premier Cercle)。這是兩本非常精彩的書。但在1960/70年代，我們說的重要作家，是指昆德拉。我在1968年首先看了《玩笑》(La Plaisanterie)， 這本書無法使我在那個年代脫離極左的態度，但也使我看到共產主義的現實行為。接著，我記起約瑟夫‧史復克基(Josef Skvorecky，譯者注：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的《奇蹟在波希米亞)(Miracle en Bohème)，昆德拉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比較了法國1968年的5月風暴和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他稱其中一個是「革命性抒情詩的爆發」，另一個他稱為「溫和的群眾起義」。從那時開始，我嘗試探索「節制」 (modération，譯者注：這個字可解節制、適度、穩重、溫和)這個概念。關於這個概念，政治習慣地給予我們十分貧乏的定義：「節制，這是中間派的政策。中間派就是妥協，甚至是放棄原則。」然而，節制這個概念其實可以把我們再送到其他事物上，在那裡我們發現了文學。小說的精神，就是領悟不確定性這種智慧，與自身的距離，以諷刺為自我反諷。在這一點上，昆德拉之後，我重新再閱讀卡繆。民主主義者是謙虛的，他知道他不完全認識一切，故而他需要其他人去豐富自己的思想，甚至駁斥自己的想法。突然需要謙遜、有限性這些必不可少的觀念，因為在極權的誘惑中，不單有一個絕對知識(savoir absolu )的理念，更嚴重的是，把這種理念等同「善」本身。這裡，有另一個名字我要提及，以補全這群傑出人物的名單：保羅‧路易‧蘭斯堡( Paul-Louis Landsberg，譯者注：二十世紀初德國哲學家，猶太裔)。1937年的今天，這位哲學家忘了界定「承諾」這個詞就是指即便原因是不完善的，但仍要作出的決定。這便是了：不要以不確定性為置身事外的藉口，但同一時間，憑藉察覺到不完美的意識這一點，堅持反抗一切狂熱情緒。
主持人：您相當強調文學是「細膩」、「細緻」的守護者。當您參與公開辯論時，您卻從不著意區分細微的差別您如何解釋您個人過份、極端的言辭呢？就您的說話，這不是一種對文學的不忠誠嗎？
Alain Finkielkraut :憤怒是一個危險的繆斯，它可以支配一些被簡化的和暴力的句子。我的確未對這個誘惑產生了免疫力。這是為甚麼我對自己的自發性沒有信心：我視每一個電台訪問或電視訪問為一場重要的口試，然後作出相應的準備。同時我要求校閱我所有在報章上的訪問。2005年11月，一個我沒有校閱的訪問，使我成為媒體暴力私刑的對象，而這件事的後果到現在仍感覺到。我的想法，不是剛提及，然後馬上就出現那種：我需要時間蘊釀，需要摸索，需要修改。但是「細緻」也不應該變成一個口號。可以出現摩尼教式的善惡二元論的處境，同時也有醜聞。我們不可以永遠活在醜聞典型和屈里弗斯事件裡，但最後，屈里弗斯事件曾經存在過。(譯者注：這是一件19世紀末發生在法國的政治事件。法國猶太裔軍官屈里弗斯被誤判為判國，法國社會因而爆發嚴重的衝突和爭議，特別是關於種族問題的。此後經過重審和政治環境的變化，事件終於在1906年得到平反。)
主持人：「在法國，自從維永( Villon)後，文學對流氓致敬，同時有一個贖回所有罪行的使命。」您在1980年《想像的猶太人》(Le Juif imaginaire) 這本書寫道。這幾行字，是否能解釋一個其實您很多讀者都有的迷團──您對作家雷諾‧卡繆(Renaud Camus)的忠誠。
Alain Finkielkraut :我不認為無恥的行為可以憑藉一個優美的文風而得到彌補。我對 Brasillach沒有任何的忠貞之情。(譯者注： Brasillach，法國二十世紀初的作家、記者、電影評論員。除文化界外，同時活躍於政界，政治立場為極右。1930年代甚至傾向法西斯主義，成為納粹黨的支持者)就我自己而言，文學不是文風，或者最低限度，文風應該首先如揭開世界的面紗。雷諾‧卡繆沒有犯任何罪行，在《意義》(Du sens)這本書裡，他仔細地面對法官對他的大聲指控。但他的敵人沒有因而解除裝備。他們甚至沒有花一點兒的時間去看他的書。真相對他們來說，不太重要。作品對他們來說，也不太重要。他們認為重要的，是可以繼續，和永遠重員其他人去攻擊「骯髒的野獸」(la Bête immonde)。在另一些事上我對雷諾‧卡繆是感恩的，因為他寫下如此精彩的定義：「文學，是現實經過會計運算後的剩餘。」我希望那些思想上排斥雷諾‧卡繆的人，最底限度肯定他作為作家的價值。我對您說，如果做不到這樣，那是因為對文學的熱愛，在法國，已失去了。
主持人：再一次，您沒有仔細區分......您真的認為在法國，對文學的熱愛已失去了嗎？難道沒有一些當代法國作家，至死仍被尊重和被感謝的嗎？在您心中，沒有人有資格擔起「文學的傳承者」這個名字嗎？
Alain Finkielkraut : 我們已進入了一個「後文學」的時代(l'âge de la post-littérature)。聽和看媒體、政治和文化精闢的報導，就足夠明白事件了。然而，我不是在總結說，法國今天已不再有作家。我也很努力地叫自己不要忘記他們。如果我沒有自發的動力，我的太太，一個十分喜歡閱讀的讀者，她也會時時幫助我記住他們。我很喜歡閱讀艾曼紐爾‧加希(Emmanuel Carrère)、皮埃‧米松(Pierre Michon)、韋勒‧貝克( Michel Houellebecq，譯者多口插一句：這個作者真的很好。)、雅斯敏娜‧希撒(Yasmina Reza)。也喜歡安妮‧艾盧(Annie Ernaux)，讓我很感動的一個作家，雖然我們在政治見解上南轅北轍。接著，我要說說相反的面向：基於一些深層的原因，我十分排斥「私小說」(l'autofiction)，但在 Camille Laurens的作品面前，我會解除我的偏見，特別是他最後一本小說 《神經質的羅曼》(Romance nerveuse)。這張個人喜好名單當然是不完整的。這些截然不同的作家，同時也是當年在他們的長輩監督下閱讀的讀者。文學使他們前進，鼓勵他們的同時又會抑壓他們。而這，是的，他們是文學的繼承人。
主持人：重新回到文學，這也是把他的存在交付於句子中。在您的生命中，哪一句句子是最閃閃發光的？
Alain Finkielkraut :我常常背誦讓‧德‧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譯者注：法國十七世紀詩人，著有《拉‧封丹寓言》)在〈值得脆弱的希望〉中的一句：
「我喜歡遊戲、愛情、書本、(音樂、城市和鄉郊，最後(一切；沒有甚麼令我是最完善的，直至一種(出自惆悵的心的，晦澀的愉悅。
原文："J'aime le jeu, l'amour, les livres, ( la musique, La ville et la campagne, enfin ( tout ; il n'est rien Qui ne me soit souverain bien, Jusqu'au sombre plaisir d'un ( coeur mélancolique."
英文譯文(譯者注：譯者英文一般呢，不過仍嘗試翻譯成英文，因為感覺上較易理解呢)：I like the game, the love, the books, (the music, the city and the countryside, finaly(all; there's nothing which makes me to be the highest good, until an obscure pleasure comes from (a melancholy he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