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泰國政變頻生，從以往的黃衫軍轉變為今次的紅衫軍。對不少人而言，當中轉變仿如肥皂劇，然而若細看泰國的歷史發展，也許會有另一種體會。
2、 為方便討論，先對泰國的發展作一簡述。在七十年代，泰國仍是未開始現代化的農業國，情況跟當時的中國相近。到八十年代，外資 (尤其日資) 開始到泰國投資，泰國城市化開始。80尾到90年代，年增長更達到9% (仿如近年中國)，人均收入從開放初的數百美元急升至96年的近三千美元，被譽為亞洲四小虎之首。97年，索羅斯衝擊泰元，引發亞洲金融風暴。泰國政府本想穩定匯價，不成功，賠掉外匯儲備後，泰銖大跌四成。金融業受重創，使高度依賴國外資本的泰國經濟癱瘓。求助 IMF，借到了錢，但被迫跟從其「藥方」，私有化、加稅、減政府開支，後果是經濟進一步萎縮。
3、 2001年，他信當選總理。開出了跟 IMF完全不同的經濟方案。稅制改革減輕中小企和農民開支；寬免農民債務；設人民銀行、貧民社區基金，促進社區建設，提倡一區一產品，人均收入重上二千五美元。此外更建立醫療保險 (看病30銖，約7港元)，打擊犯毒 (惹來毒梟懸賞暗殺)。
4、 2006年，他信被軍人以貪污罪名推翻。然後兩次大選，他信派系當選，均被以泰國民主黨為首的政治聯盟推翻，大批他信派高層被判5年內不許參政。民主黨主席阿披實當上總理。
5、 他信涉及貪污是一個事實，然而阿披實的上場，卻似不單只是為了貪污問題，而是針對權力的爭奪。民主黨的一個主張，是把全部直選的議會，改為3成直選，7成委任。若以軍人推翻民選總統是一次民主倒退，則把議會由直選改為委任為主便是另一次大倒退了。
6、 阿披實為何要這樣做呢？我當然不知道。惟若把他信的經濟方案一併思考，大概會看出些端倪。首先，他信受歡迎，是因為得到佔泰國7成人口的農村支持 。他的政策特點，是把資源傾斜向農村。傾斜有兩個向度，一個是派錢 (像減免債務) ，另一個是投入資源發展其經濟 (像社區基金、一區一產品計劃) 。通常前者更常被聯上民粹主義。回看他信的經濟政策，可見到，其重心是發展社區 (鄉村) 經濟，即是第二種。那麼，阿披實上台的動機，似是要把鄉村建設為主的經濟模式改變，如無意外，將會把資源傾斜向城市，重心產業將是服務業、金融業，再加上電器、電子等工業。
7、 有說黃衫軍跟紅衫軍分別代表城市利益和鄉村利益 (在東方，黃色更添王權意味)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問題核心。若把資源傾斜往城市，則泰國的假想敵應是新加坡，其目標是快速成為發達國一員，人均收入上升三四倍 (當然富裕集中在城市)。這派的設想，是城市的快速增長，讓財富高速增值，當賺了錢，便把部份回饋鄉村，這比較把錢花在低增值的鄉村建設不是更划算嗎？
8、 對這派看法，我是有疑問的。首先，城市財富的高速增值，常是以鄉村的高度剝削為代價。以泰國農業為例，經過90年代的農業現代化，泰國農民卻是怨聲載道，因為泰農已變成整個糧食生產鏈的鏍絲釘，種子、化肥的購買要經過城市 (美國企業如孟山都跟泰國買辦是最大得益者)，運輸、銷售的利益亦是輸往城市。用郎咸平的話就是擔當整個生產鏈那 1+6中的1，即利潤最低的生產部份。他信的政策，像一區一產品，其作用就是把本由城市壟斷的生產鏈部份回歸鄉村，讓鄉村變成中小企基地，讓鄉村除1以外增加6的部份，這樣的增長相對城市的「高速增長」是慢的，然而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和鄉村人口收入的穩定增加，不是更可取的經濟發展嗎？其次，當城市富裕了，資源一定會回饋鄉村嗎？對此我深表懷疑，因為從經驗看，城市賺來的資金更常是大量投向金融等產業。而當今之世，擁有資本絕對優勢的美國金融資本 (如郎咸平所言國際金融資本達7萬億美元，中國 GDP 2倍，早前涮了俄羅斯，吃了中國企業數千億) ，要狙擊泰國這樣的經濟體實易如反掌，一場金融風暴，數年積累化為烏有，還能以甚麼回饋鄉村呢？
9、 對泰國社會，真希望他們在修憲的事情上慎重考慮。因為這將關乎國家的命運。而我對泰國命運的關心，緣於我兩大關懷：1) 泰國政治的擺盪將成為發展中國家民主發展的一個典範，對各國的民主發展 (包括已起步的和未起步的) 將成為參照模型。2) 從泰國發展，讓我投射到中國的發展，泰國的動盪也必成為中國既得利益集團高舉穩定至上，民主就會帶來混亂霸權論述的另一個範例。這被稱為「民主悖論」，即在以農村人口為多數的國家實施民主，必將導致民粹主義和社會動盪。期望泰國當權派不要急功近利，以全民福祉為依歸，以民主為前題穩定地發展經濟。若然成功，這將是給中國人民最偉大的禮物！
10、 還有一點題外話。隨著六四廿周年臨近，香港市民在悼念六四同時，國內不少同胞以穩定作為六四事件的正面意義，惹來香港不少市民以「親中(共)」給他們定性。對此，我有兩個建議。1) 香港年青一代大多生於富裕環境，比較響往民主等理念，而內地一代不少經歷了從貧窮到小康，對穩定的渴望有其社會背景，我們應給予更多同理心。 2) 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很會利用人民對穩定的渴望 (正如泰國利益集團利用人民對貪污的憤恨) ，構建有利於利益集團的文化統識。例如本文談及的「民主悖論」，便被不少國內開明派視為民主兩難。要應對這些問題，我們便要進入這些論述，嘗試理解，嘗試討論。這既是尊重，亦是從根本地透過共同思考、共同探索，對固有文化統識進行鬆動與重構 (如民主不利穩定)。而這大概亦可算是民主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