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超生遊擊隊」這個名字，或許對香港人來說頗為陌生，而幾乎所有的內地人都耳熟能詳的詞彙。這本是國內1990年元旦晚會的一個小品節目，由著名的演員黃宏和宋丹丹扮演一對操著東北口音的「超生」農村夫婦，轉戰全國各地打工以求逃離計劃生育管控「追捕」的故事，他們一路抱著自己「超生」的三個女兒東躲西藏，不生出兒子誓不罷休。這段暗含政治宣傳意味的小品一時間膾炙人口，諷刺了當時農村計劃生育政策（依然是一個帶著計劃經濟意識形態的詞彙，英文為one child policy）下的農村超生者，但誰知，如今中國的流動生育大軍再次成了社會的焦點，而這支軍隊的構成卻已經不再來自農村。
在這裡有必要先簡述一下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抗日和內戰人口急劇減少的情況下，中國決定學習前蘇聯老大哥鼓勵婦女生育，生孩子達到5個的，叫作「光榮媽媽」，10個以上的，授予「英雄媽媽」的稱號，以此作為鼓勵生育的政策。（我媽媽家裡面一共就有兩男三女兄妹五人，只夠光榮不夠英雄。）結果中國人口從建國初的4.7億，——雖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一直攀升到七九年的將近10億。為了減輕人口增長過快對中國的經濟、社會、資源、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中國政府在慌忙在70年代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79年，中國政府進一步將「實行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確立為其基本國策之一。於是中國的「八十後」便普遍是獨生子女了。之所以一開始講了幾句關於國內獨生子女政策的東西，主要是因為不少的“雙非”子女都是第二胎的緣故，寫出來，也許對港人了解「雙非」能有些幫助，也可以容易些引入後面採訪的話題中。
寫這一篇采訪並非是為了給「雙非」翻案，我不過是想嘗試帶出一些港人看待「雙非」問題時的些許盲點而已。而且更甚者這篇的採訪對象也極其不具有代表性，因為我所采訪的對象全部都是在北京定居（也就意味著沒有跨境兒童等問題），並且都是通過私家醫院渠道。而非廣州或其他東南沿海省份的「雙非」父母更可能是「雙非」之主力。有鑒於具體國內對於「雙非」的統計之缺失，我只能嘗試概括非廣東省「雙非」產子的想法和狀況。不過以我個人而言，發現在北京定居的「雙非」父母並不在少數，這次我所採訪的三位北京「雙非」兒童的家長——他們都不過是我從親戚的家長裏短中認識的——在近年都選擇讓自己的孩子在香港出生，而他們具體情況各有不同，頗有意思。
採訪的第一位，是就職於一間國有控股對外貿易公司的J先生。09年陪著夫人在香港生下了他的第二個孩子。J先生人很直白，開門見山的就告訴我，他選擇在香港生第二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規避大陸的戶籍管理制度，也就是規避獨生子女制度。（他在這裡使用了一個很書面的辭令：規避Aversion，一方面暗暗點出了獨生子女制度某種不合理的存在，一方面似乎也找到了一個合理的中性詞彙描述了他在中國這合理卻不合規矩的行為。）因為他在行政編制上屬於「半體制內」的員工（也就是在國有企業工作，但並非公務員）。而國企公司內部計劃生育一直就是公司和領導政績的標準之一，若是公務員生下二胎將會被立即開除公職，而如J先生一般的「半體制內」員工一經發現也有很大可能性丟掉飯碗，J先生有第二個孩子這件事其實在公司中也是個小秘密，這對一個家庭來說定然是個巨大的考驗。（因為給孩子上戶口需要父母親的單位證明，如果是私有企業還好，但在國有體制管控下的公司就有被發現的危險了。）這只是問題之一；問題之二是罰金問題，所謂罰金，被官方稱為「社會撫養費」政府認為其作用是「調節自然資源的利用和保護環境，適當補償政府的社會事業公共投入的經費。」也就是說儘管中國人自己已經要負擔大部份的教育和醫療支出，第二個孩子還是「侵佔」了社會公共資源，需要賠償政府。我們先不去管這個條例的合理性與否，但是看罰款數額已經令人咋舌：單就北京市來說，對違反規定生育二胎的夫妻，按照市統計部門公布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征收；而2008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4725元，也就意味著北京市2009年二胎罰款約為24萬元人民幣。於是，這個政策雖未能「濟貧」，但是如此「劫富」，讓面對處處不公的普通人至少能有些心理上的寬慰。而后，不少希望生第二胎的父母便選擇了將孩子出生在另一片土地上比如美國，新加坡，當然也包括香港。論其優勢，放下香港的身份福利不談，單單在生育成本上，最多也不會超過二十萬港幣。孩子從此不會在受中國的戶籍制度所限制，亦可以免去「社會撫養費」的罰款。
說回J先生，他說其實懷上這個孩子是一個“意外”。當面對一個即將降臨的新生命只時，之前的一切麻煩其實在他看來都可以不是問題，他甚至也會為可能的辭職風險做心理準備，而這時最理性的選擇自然是將孩子生在香港。他之前曾經來過很多次香港，認為香港路程近簽證和交通方便，而在港生子也已經成為了一種產業，操作起來很容易。問及孩子的將來，他說香港身份當然可以對於後期去海外深造（大學或更高）提供便利，但他不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為畢竟孩子要在內地讀完高中，十多年後的情況誰都不可預知，還要看孩子自己。
細細算下來，J先生的總花費大約是不到十萬人民幣，整個過程簡單而清晰：妻子意外懷孕，決定去香港生孩子，朋友介紹了醫生，電話預約，帶著妻子去香港產檢，醫生收五千港幣並開具醫生紙，醫院預約費四萬，回北京之後在國內根據香港醫生的要求醫院持續檢查。待產時提前去深圳，拿著醫生紙過關，去香港住浸會醫院進行最後的檢查，第二天手術剖腹產，第四天出院帶著孩子找到中介幫忙辦孩子的身份證等（兩千港幣），填表排隊，一切七天內搞掂，加起來不過六七萬而已。之後媽媽返回深圳坐月子，一個月五千（由此可見BAD打擊月子公寓一說是多麼的治標不治本）。我驚訝於他能把生孩子這樣的大事說的如此輕鬆而簡單，J先生反而寬慰我這個在香港住了六七年的人：“這就是香港，很務實，一切都是服務業的程序，給足夠的銀子你就能換到足夠的服務。”我問他是否知道自己孩子在香港的權利，他說基本不了解，因為家在北京孩子以後會在北京上學，也不像深圳人可以經常去香港，如果有的話未來的選擇權利也在孩子。
我問他對現在自己的工作但不擔心。對他自己來說，他從不反對有第二個孩子，有了就要，而且從來沒想過不要這個生命，因為工作畢竟可以再找。問及怎麼看獨生子女政策，他說那時國人強調紀律，要顧及大的利益，國家利益。而近些年慢慢轉變為傾向於個人的利益，這也並不會再有“可恥”的感覺（他這麼說是相對於改革開放前），小時候主流不可以以個人利益淩駕於集體利益之上，中國人能理解，西方人（乃至香港人）未必能理解。而生孩子是純粹的私事，本不應該被管束，而到香港我們也不過是購買香港方面提供的服務，如果香港覺得不能承受，還有政策和價格杠杆可以調節。因為香港不行，還可以去美國生，新加坡生。
採訪的第一位是Eva，她今年三十三歲，兩個女兒，大女六歲，小女三歲半（香港籍）。我們約在一間北京的法語培訓機構樓下見面。她現在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在這裏學法語，原因是全家正准備移民去加拿大的魁北克省。
Eva和她丈夫兩個人都是珠寶商，在大陸的說法就是屬於非國家公務員的“體制外”的人，情況類似中國南方的小老闆，如果在國內上戶口的話，二胎只需要罰款，這種情況在東南部的沿海小城市中大概並不鮮見。選擇讓第二個孩子在香港出生的原因不過是給孩子辦移民手續的時候方便些。既然已經決定移民，EVA一早就決定要讓孩子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空間裏長大，而孩子在成長中也不能沒有伴兒（兄妹）。
由於工作關係，EVA也經常北京香港兩頭跑，由此認識了熟悉香港生仔流程的朋友，於是她也是以近乎「自助」的方式在聖保祿醫院生下了小女兒。問及生育這一年的流程，EVA對香港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方便和專業毫不吝惜地褒美了一番。比如當她第二次進港準備過關產子的時候，邊境警察迅速而禮貌，只用了半小時登記更協助她過關。比如在剖腹產前，醫生給了她充分了心理準備，並向她保證了止疼藥的安全性等等。更對比了香港辦理證件的效率，她說哪怕是在國內給第一個女兒上戶口也沒有那麼容易。（包括准生證，結婚證，身份證，戶口本，和單位證明以及各式各樣的蓋章）。問及怎麼看來自香港的指摘，她說我們其實也在給香港的醫院創造收入，也有去迪斯尼海洋公園消費，並沒有蝗蟲那麼嚴重。關於香港福利也是她沒有想過的：「母子平安我已經很感謝他們了，真的沒有想過從人家那要什麽。」
——其實對於即將移民加拿大EVA女兒來說，香港人的身份也許只是讓她在加拿大身份的基礎上多了領一本護照罷了，香港這個出生地，也不過只能成為她生命中無數的驛站之一。
「我只是不想讓自己的孩子出生在這個不安全的國家。」蔡小姐今年29歲，全職主婦，丈夫是個生意人，我們的見面地點是北京東邊一個豪華小區樓下的西式麵包房。她的兒子豆豆於2011年初出生在香港寶血醫院。豆豆是她的第一個孩子，而他們一家三口也準備在近兩年移民美國，主要是根本不想讓孩子在國內受教育，「我只想儘早讓孩子接受國際化教育」；其次她說現今這個體制讓窮人不安全，讓富人也不安全（她當然屬於後者），不如離開。原來香港和新加坡也曾經在她家在移民的備選中，但是考慮到香港昂貴得不合邏輯的房價，太過擁擠城市環境，還是讓她選擇了放棄亞洲，移民美國。問她爲什麽選擇在香港生孩子，她一笑：「因為當時不知道能在美國生。」
我也許可以這麼說，豆豆在香港的出生，其實也是蔡小姐全家移民的準備工作之一。他們是通過網上中介來香港的，這個中介在北京有辦事處，她選定「生育套餐」（七萬九人民幣）後，在五個月的時候飛去深圳，神通廣大的中介帶著醫生過來深圳為她做產檢，預約和開醫生紙。然後回京，產前再到深圳與中介接洽：中介以床位不好約，要求蔡小姐剖腹產，需要加一萬人民幣，更會幫她選擇孩子的出生時辰，再加四萬人民幣。而此時蔡小姐當然是騎虎難下，便也答應了下來。蔡小姐去的是寶血醫院，她先被安排在深水埗「特別特別特別小的房間」待產一周，月嫂是二百五十元一天（人民幣，一切都是中介包辦，如果可以他們甚至無需自行換港幣）。住院四天三晚，出院後第二天，跟著中介辦妥護照通行證，回鄉證，通行卡之後離港。然後回到深圳坐月子，她在中介的負責下住在一間兩居室裏，七千一個月，孩子滿月後回到香港私家醫院自費打了疫苗，並存下了孩子的臍帶血。總計不到二十萬。雖然中介有些趁火打劫的意味，但她還是對服務覺得還好；更對醫院服務贊口不絕，她興奮地給我比劃了她剖腹產的位置，說切口「小而且低」，切得很漂亮；臨盆時雖然五個人一個房間，但是護士量血壓測體溫，非常細心，她覺得花錢特別值。
聊到香港的蝗蟲說，她覺得可以理解香港人的情緒，每個城市都或多或少排外，而香港太小，抵受不了大陸這麼多人的衝擊，需要政策的限制。但是她作為媽媽，知道如果香港買不到奶粉，她會去澳門買，要是澳門買不到，她也會飛去荷蘭買。
採訪最後，我們談及了孩子的保險問題，她正在給孩子物色國際性的保險公司。我剛好有個朋友在香港的一間保險公司做經理，便把電話留給了她。這時我才驚覺，其實不單生孩子，甚至於這些保險金融業也是自由行的一部分，自由行由此成了一個快速通道，就像我所訪問的這三位一樣，將來也會有更多班的飛機.高鐵載著“自由行”的不自由的大陸人滾滾駛向香港，大把大把的撒錢後再一窩蜂的離開，這一切過程簡潔，快速，而且自然。 這種效率可以讓人們直接跳過對香港本地文化的認識，就好像高鐵跳過新界的土地直接駁到西九一般：「consume and go」大概就是來香港旅行的意義。
於是當私家醫院，金融人士，地產商們以微笑的專業臉孔迎接內地客人的時候，「自由行」這個詞彙早就悄無聲息的擴展了其指涉範圍，將整套的香港自由經濟納入了其中，哪怕來港產子，也會有內地中介如旅行社般轉手給香港中介的這種產業鏈條。這時內地人「自由行」來香港已經不只是在旺角銅鑼灣行街，在金紫荊廣場拍照而已，他們更堂而皇之的憑藉「自由行」走進香港的經濟體系和生活秩序中：投資，炒樓，保險；奶粉，iphone4和醫療……最後，當我們去描述香港為前殖民地也好，特別行政區也好，這些大字眼幾乎不會過多出現在普通內地人對對香港的聯想中。不如這樣說，一個“可自由消費的消費城市”的單調標簽或許才是香港唯一的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