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病從哪裡尋
近日，無論是浸會大學轉新制的事件，抑或教育改革帶來的種種問題，兩者無疑都指出了一些問題：教學環境的好壞是「老師能否好好教育」、「孩子能否好好學習」的重要條件。吊詭的是，在現存的教育問題中，有不少是改革者一手帶來的。就像某些西藥的可怕副作用，在病人原本的病還未醫好之餘，他的身體已開始承受著藥物產生的壞處。
我們的教育真的生病了嗎？如果是，這是舊患抑或藥物的副作用？什麼是它的病徵？我們有心有力的教師又怎樣的與病共存之餘又與之拼搏？為了嘗試了解這些問題，民間記者嘗試走訪不同位置的前線學人。
這次我找來了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梁建桓(後稱梁)娓娓道來現存的大學生態和他自己的故事。
先交待我們是如何認識的。
當商學院遇上社區中心
梁在理大主要教授管理、市場和旅遊這三個範籌的知識，而這正正是我的工作必定涉及到的。我在灣仔一間社區中心工作，我的一部份職責是推動一種由本區街坊做導遊的社區旅行團。我和他就是在工作的會議上認識的，梁常常就着「如何發展社區旅遊」、「怎樣可以藉「旅遊」幫助街坊獲取收入」、「通過「旅遊」來重建本地社區文化」等問題給我們一些意見。
話雖如此，我仍然不明，到底一個念念不忘街坊為本的社區機構是如何搭上植根於商學院的理大旅遊及酒店管理系講師呢？我回憶起同事的說話，即她認識梁的經過：「那時候，我常常在想，如何在區內開展社區旅遊的工作，有一次，我偶然閱讀了他刊登在樂施雜誌(旅遊是木馬屠城？)關於旅遊和扶貧的文章之後，就戰戰兢兢的主動給他電話，邀請他和我們一同構思，豈料他一口答應，之後我們就平均每月見面一次了，一時是我們到理工，一時是他到灣仔和街坊見見面。」
關於結識的事，梁的答案是：「雖然理大旅遊及酒店管理系植根商學院，但我們的知識仍然可以運用於不同的社區團體，因為很多社區團體都涉及到管理、市場和旅遊這三個範籌的知識。我明白合作社一類的組織，有別於私型企業老闆話事的文化，但理念不同的組織比比皆是，我們經常都需要為不同文化的組織提供不同類型的意見。」
為誰的學問
沒錯，樂施這本刊物正是我們相識的媒介，而為這類雜誌投稿也是他「自己認定」的學術工作的一部份。為什麼這只是「自己認定」？
梁說：「由於很多大學都以教師能否在那些指定的國際學術期刊刊登文章來評判表現，所以，在通俗刊物的文章是不會被承認的。」自從04年完成了關於柬埔寨旅遊和貧窮的博士論文之後，他就想在香港推動一些真正植根社群，且能幫助區內窮人的旅遊發展，他說：「要在社區推行這些，不是寫國際期刊的文章能夠辦得到的，我看，多些和社區團體合作推廣更為重要；反過來，在社區推動的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又會豐富我這方面的知識。」
其實，他也嘗試將自身面向社會的學術工作跟期刊寫作結合起來，只是毫不容易，他說：「很多時，大學會要求以一年為單位要求教員交一至兩篇論文，但一年這麽短的時間，對於像我這樣在社區進行參與式研究的人，不會有太多的成果。你也清楚，就以灣仔的經驗為例，你們的project為期三年，件事未完，我點出文？加上，我寫的目的其實為了影响社會，有時候評審又會太慢，如一篇我在04年初交的關於沙士危機的風險管理問題的期刊文章，到06年的今天們仍在評審之中。」總之，期刊達到的功能未必相等於學術工作所追求的社會意義。
國際學術期刊的迷思
為什麼大學高層那麼重視那些國際期刊呢？據了解，大學撥款委員會慣以各學系在指定國際學術期刊發表文章的數目，來比較各院校的表現，所以，那些事先了解評審標準的院校高層就聰明的見招拆招，吹谷教師發表文章。然而，這類學院文章其實是相當小圈子的，梁說：「這類文章很技術性，充斥艱澀的科學語言，又以英文發表，受惠的人不會多。說實在，我不否認，某些概念的討論十分重要，但那不是學人的全部！我們應該有社會承擔，將自己的學術知識貢獻社會。所以，我比較喜歡在通俗書本刊載文章。」我想，國際期刊的讀者群是全球性的，而這群身處各地能操英語的全球讀者所關心的，和本地社群要面對和解决的問題太不相同了，因此，這類寫作對於本地社群而言，無疑意義有限。
今天我們的大學為了競爭只鼓勵學人發表那類不知意義何在的文章，而對於學人其他介入社會的努力既不喜勵，又視而不見。一些逐年續約的合約制員工唯有按本子辦事，這會不會就是我們大學的病態呢？